明刻本 《柳河东集》

　　陆俨少画《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罗池庙碑》拓本（当代）

　　本报记者 吴 限

　　辽博“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展出《罗池庙碑》和明刻本《柳河东集》。由于《罗池庙碑》碑文歌颂的人物是柳宗元，由韩愈撰写、苏轼手书，所以该碑被历代文人称为“三绝碑”。作为代表柳宗元一生文学成就的《柳河东集》更是见证了韩愈、柳宗元与刘禹锡三位文学大家肝胆相照的真挚友情。

　　难得一见“三绝碑”

　　在辽博“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的第二展厅里有一张《罗池庙碑》的原刻拓片，高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共计147个字。其碑文系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作，碑文书法出自宋代大家苏轼之手，碑又是为了纪念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而立，因而也被称作“韩文柳事苏书碑”，亦称“三绝碑”。该碑现存于广西柳州柳侯祠，为国家一级文物。

　　据柳州博物馆馆长程州介绍，《罗池庙碑》刻的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中末尾部分的《迎享送神诗》，此碑刻于宋嘉定十年（1217年)，因开头有“荔子”二字，所以也叫作“荔子碑”。

　　史料记载，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任上，享年46岁。柳宗元在柳州期间，因地施政，为柳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深得百姓爱戴。柳宗元去世后的第二年，柳州百姓为他修建了衣冠冢，又在城东的罗池建罗池庙，纪念柳宗元。庙建成后的第二年，韩愈于京师长安闻讯，提笔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以悼念亡友柳宗元，碑文后还附作有《迎享送神诗》。后请唐代著名书法家沈传师用小楷书之，勒石刻字，立于庙中。可惜，这块碑在宋朝时失踪，只剩沈传师书写的《柳州罗池庙碑》拓片留世。

　　北宋年间，苏轼被贬广东，途经湖南时，湖南安抚使密请苏轼书写《罗池庙碑》，苏轼应承。但苏轼并没有写《罗池庙碑》的全文，而是以古厚高绝的楷书，书写了《罗池庙碑》后面的《迎享送神诗》。诗的开篇两句就是“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带着深深的情感，苏轼一笔一笔地写，墨稠锋健，掷地有声，给中国书法史留下一篇杰作。南宋嘉定十年，苏轼之作刻碑于罗池庙，于是这块珍奇的“三绝碑”得以面世。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奇伟雄健”誉之，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则视为“天下第一碑”。

　　据清乾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记载：“亦因兵燹中毁弃，后筑外城，军士拾得碑一角以砌城，城辄崩，因取还，与原碑合。”柳州博物馆馆长程州介绍说，此碑在明嘉庆年间，由于战乱被断为三截，还被明兵拿来修砌城墙，后来才发现是“荔子碑”的一部分，于是将断碑抬回柳侯祠，将三块断裂的石碑拼合在一起，这一珍贵文物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罗池庙碑》自问世以来，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挚爱，碑拓在市场上曾有一拓难求之势。徐霞客于1637年6月游历柳州，在日记中写道：“又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瞻书韩辞二纸。更觅他拓，见有柳书《罗池题石》一方，笔劲而刻古，虽后已剥落，而先型宛然。”

　　韩柳二人既是政敌也是挚友

　　为什么韩愈会给柳宗元写碑文凭吊呢？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

　　康震说，柳宗元与韩愈的关系其实很微妙。当时柳宗元与革新派首领王叔文的关系亲密，而韩愈则不在王叔文的圈子里。所以在政治上韩柳二人是政敌。

　　柳宗元命运坎坷，半生沦落，然而无论是在他春风得意之时，还是在被贬之后，韩愈始终与他心心相印，肝胆相照，两个人成为良师益友。

　　史料记载，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30岁的柳宗元、31岁的刘禹锡与35岁的韩愈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他们三人既是同学，又是同事，同时又是非常铁的朋友，是一种铁三角的关系。

　　公元805年，柳宗元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往湖南永州，很多好友因为担心受到牵连而躲避。这个时候，韩愈写了《永贞行》诗。诗中说，柳宗元原来所担任的职务，是朝廷的清要之职，是很有声誉的人。现在遭此贬谪，实在是太可怜了，太值得同情了。想当年我们同朝为官，是很不错的朋友跟同事。现在，我要把我对你的同情写在纸上，给你看。我希望你能够一路走好，希望你的前程能够好一点。

　　韩愈和柳宗元之所以并称“韩柳”，是因为，首先韩柳两个人共同在当时开启和倡导了“古文运动”，他们当时就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次，在“古文运动”中，“韩柳”创作了大量流传千古的散文和诗歌，他们俩是唐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再者，与那些并称的人相比，他们俩年龄相近，而且彼此的经历也非常相像，都是进士出身，还共事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近密，更为平等，更为均衡，尤其是两个人有过被贬谪的经历。在柳宗元被贬的岁月中，韩愈始终在跟他进行思想交流、文章交流，他们两个人之间依然是诤友关系。柳宗元与韩愈相互倾慕，相互支持，在患难中升华友谊，在交流中传递温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

　　“韩愈著名的《师说》在当时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只有远在贬谪之地的柳宗元，对韩愈的观点是坚决支持。”康震讲道，当时，有一位名叫韦中立的年轻人专门从长安奔赴永州拜会柳宗元，希望拜他为师，学习古文。柳宗元在给韦中立的信中就以韩愈为例，说韩愈奋勇不顾世俗的目光，敢于触犯众人的忌讳，甘愿承受他人的讥笑和侮辱，才写了《师说》这篇文章。

　　作为唐代两位著名思想家，韩愈和柳宗元的交流在“心有灵犀”的默契之外，也并不都是风平浪静的。

　　史料记载，唐元和九年（814年）元月二十一日，柳宗元给韩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对韩愈冷嘲热讽，毫不留情。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柳宗元如此大动肝火呢？

　　史料载，元和八年（813年），朝廷任命韩愈为比部郎中兼史馆修撰，负责修撰国史。可韩愈接到这个任命之后却噤若寒蝉，韩愈寄给柳宗元的信中，说史官不是轻易能做好的。朝廷给我这个职位就是看我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才能，让我享受一些俸禄罢了。

　　柳宗元看完这封信，十分生气。“柳宗元说，难道你认为宰相让你做史官，就是为了给你个头衔，让你干领俸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在那儿待着。一个真正有志向的人，怎么能够等到让别人来督促自己才想到要尽职尽责呢？”康震解释说，柳宗元在这封书信里一语中的——文人凡是承担了一份职责，就要坚守这个职责所代表的道义与原则，如果要改悔，那就不如立刻离开那个岗位，何必担了职责又要怨恨呢？

　　《柳河东集》见证生死相托的友情

　　在此次展览中与《罗池庙碑》拓片同时展出的还有从省图书馆借展的明刻本《柳河东集》。

　　据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介绍，《柳河东集》全书共45卷，外集2卷。包括柳宗元的古、今体诗140余首和大量的传记作品。

　　刘冰说：“从公元805年到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永州长达10年。这10年，亲族朋友不予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这是柳宗元平生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10年。这10年真正成就了柳宗元作为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

　　唐代的永州还是一个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城市，人口稀少、信息闭塞、民生凋敝。但就是在这里，柳宗元留下了许多清丽隽秀、寓意深刻的游记散文。其中《永州八记》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中不朽的经典篇章。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是柳宗元的人格写照，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之美的经典感觉，它们开拓了古代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也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了加强理解，辽博特意展出了近代画家陆俨少画的《书画册页》，其中有国画《永州八记》。

　　柳宗元所处的唐德宗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苛捐杂税繁重，没有生气、没有生机，当时像柳宗元、刘禹锡等一些年轻的官员聚集在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代表的“革新集团”周围，希望通过改革朝政，振兴大唐。

　　公元805年正月，唐德宗病逝，各方势力开始觊觎皇帝宝座。危急时刻，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果断出手，成功拥立李诵登基，这就是唐朝第十位皇帝唐顺宗。唐顺宗即位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委以重任，他们大胆改革前朝遗留下来的弊政，史称“永贞革新”。这些改革措施深受民众的欢迎，史料记载“百姓相聚，欢呼大喜”。可是谁又能想到，仅仅8个月的时间，革新运动就失败了，主要的参与者或者被杀，或者被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与他同时被贬的，还有刘禹锡等7个人，这8个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八司马”。

　　公元819年，柳宗元与世长辞。临死前，柳宗元遗书于刘禹锡，将孩子和自己的全部遗稿托付给他。此时，刘禹锡正护送母亲的灵柩路过衡阳，惊闻好友去世，悲痛万分，“如得狂病”。刘禹锡自幼身体不好，原本以为自己会比柳宗元先行离世，因此曾经嘱托柳宗元帮他写墓志铭，可是柳宗元却先走一步，对他而言不啻为重大的打击。刘禹锡抚养柳宗元的长子柳周六，后又护送其灵柩回归故里。刘禹锡还三写《祭柳员外文》以抒解想念之情。不仅如此，刘禹锡还花了20多年的时间为柳宗元整理遗稿，将柳宗元的诗文编纂成集，并撰写序文，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柳河东集》。

　　在柳宗元去世5年后，韩愈因病去世，刘禹锡写了一篇《祭韩吏部文》，回忆当年与韩柳二人相交的场景。文中写道，你擅长写文，而我擅长议论，我们常为学术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柳宗元便笑眯眯地站出来为我们打圆场。如今想起那段时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想象柳宗元、韩愈、刘禹锡三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辽博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