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石家河遗址出土的连体双人头像玉玦（方勤供图）

　　考古 收获与争议并存

　　在经历了2015-2016年海昏侯墓考古“霸屏热搜”后，2016-2017年中国考古又进入到了“群雄逐鹿”的局面：新现成果的长江中游最大史前聚落“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确证为秦汉时期国家最高祭天礼仪场所的“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可能葬有曹操之孙魏明帝曹叡的“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揭秘晚唐五代秘色瓷生产面貌的“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以及确认了“商鞅变法”时期秦都所在的“陕西西安武屯秦汉栎阳城遗址”、出土150余吨以龙泉青瓷为主的瓷器仓储遗物的“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佐证史载的国内首次内水围堰考古地“四川彭山江口张献忠沉银遗址”、于如园与紫碧山房继续发掘的“北京海淀圆明园遗址”，还有因冲刺世界遗产申报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浙江良渚遗址……它们共同为我们铺展开了一幅2017年中国田野考古学术前沿的壮观版图。

　　近年起航的中国对外考古大业在2017年又获喜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设立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考古学方向的大背景下，位于蒙古国杭爱山的一处摩崖石刻经内蒙古大学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学者研判，确定即为东汉班固所作著名的《封燕然山铭》，这一虽非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考古成果，仍颇为振奋国人。就连文物建筑研究2017年也有一例话题性新发现正式公布：曾被认为国内仅存的四座唐代木构建筑之一的山西平顺天台庵弥陀殿，在2014年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的修缮工程中发现墨书，最后被确证为创建于五代后唐。

　　不过，2017年中国考古的“大新闻”倒并不都在传统学术语境内。比如，某官方媒体在其微信公众号推送中，以漫画的形式调侃“考古学专业要‘盗墓’”，引发了考古文博行业的愤慨。又如“江西抚州汤氏家族墓地”考古发现的疑似汤显祖墓，虽然规模有限且已被全面破坏，但仍本来还有比拟海昏侯墓考古成为“网红”的架势；未曾想公布几日后，国家文物局称该考古工作“存在着擅自发掘汤显祖墓葬本体、重大考古发现未及时上报的问题”，让这次对早已可以推测位置与性质的名人墓葬“再发现”，陷入争议罗生门，其中显露的考古伦理、文物权利等问题，看似偶然而陌生、实则普遍而尖锐。相较之下，配合基础建设进行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考古，与公开招募志愿者参与的“四川彭山江口张献忠沉银遗址”考古等，兼顾现代发展与文物保护、学术研究与公众关切，为妥善处理考古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