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美术学院正在开展百年校庆活动，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校庆北京系列活动也拉开了序幕，这一北一南两大美术学府的庆典盛事比肩而至，为世人回望20世纪中国美术历程开启了一扇透满光辉的门。穿越这扇门，我们与中国现代美术院校的铿锵步履不期而遇，也随之深思民族美育的历史和未来。这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问题的探讨，即中国美术史的本土化写作。

　　这一问题的探讨，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创置与学理研究共生并行。彼时的一批有识之士，在致力营建现代意义上美术史学科的同时，也在审慎思考美术史应如何撰写这一问题。中国传统史学悠久繁盛。古代美术史研究述评结合，研究的对象以中国画为主。而梁启超“新史学”开始倡导兴建文物和艺术的专门史。在以文献考据为重的传统史学方法之外，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撰写开始关注文化史上各种图像和考古材料的价值运用。

　　文本形态的美术史，作为教学的最基础材料，是当时诸如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上海美专等多所新兴美术院校的迫切之需。回顾当时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的美术史写作，大致可分为四种模式：一是参照早于国人专注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日本学者撰写的著作，进行翻译和重编，如陈师曾《中国绘画史》和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二是借鉴欧洲尤其是德语系统内的艺术史撰写经验，重视风格学方法的指导功能，以滕固《唐宋绘画史》为代表；三是紧依画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或把它们融于典型人物和具体作品的分析中，生成析理脉络和写作框架，如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黄宾虹《古画微》等；四是兼顾历史分期与朝代迭进，提炼画史深度问题，并延续国人惯于接受的叙事方式，如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