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人书《出师颂》

　　书法有五体书，曰：篆隶楷行草。我们习惯上认定的草书，是张旭怀素式的狂草。龙飞凤舞，奔蛇走虺，纵横交错，不可一世。李白有《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怀素更是有“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更是由书及人，姿态神情、声色场景，那一种浪漫，实在是令后人仰慕艳羡而已。

　　书法第六体：章草

　　但是，若论草书的起源，却并不是我们想象之中的狂草大笔酣畅淋漓，而是从古文字中草写而来的“藁草”，或曰俗写草写。既不连绵，也不缠绕，只是简化古文字形的草体而已。但又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纸张，书写材料都是竹木简牍，与青铜冶铸的制造工艺成形繁复劳作相比，竹简木牍的书写因毛笔的柔软而富于弹性，节奏感与运动感自非金与石的刻凿冶铸所可望其项背。于是战国大篆的书写就有了粗细对比，有了波挑，有了“蚕头雁尾”的动作，有了点横撇捺的千姿百态。而草书、草稿书在第一阶段的形态，首先是“章草”、章程书。近日在研究简牍书法史，写了一篇二万言长文《章草起于“战国古文”说——关于简牍书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把“章草”从头到尾梳理了个遍。尤其是列举了“藁书”如战国秦简楚简、“章草”如西北汉简如敦煌马圈湾简牍、吴楚汉简如连云港尹湾简牍的例子，以此详细论证了一个书法史上长达几千年的认识误区：世皆谓“章草”是庙堂碑版隶书的俗写；是先有隶后有章草；但事实恰恰相反，“章草”是早于东汉隶书近400年的金文大篆古文奇字的俗写。它的出现，作为源头，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字史上的“隶变”和走向今文字时期，从而催生了东汉后期隶书石刻文化的昌盛。至于传为三国史游皇象的《急就章》本来是宋人刻帖的想象所致，而后来的汉末赵壹《非草书》、西晋索靖《草书势》还有阳泉《草书赋》，这些“草书”指的都是“章草”而不是我们一直误认为的行草、小草、狂草书。

　　讨论“章草”书，首先遇到的最重要也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个观念建构或曰认知问题：章草是什么？我称之为是“章草观”。

　　作为古代经典的篆隶楷行草五体书。本来并没有“章草”的份儿。而于五体书之外的第六体究竟何指？有说是甲骨文，但赞成者寥寥；又有说五体书的称谓本身也不严格，因为行书只是楷书的草写，不足以构成独立一体；那么严格地衡量，应该是篆隶楷草四体？关于诸书体的定位，可称是众说纷纭。但自赵孟頫书《六体千字文》之后，五体定谳已经没有疑问；“章草”作为第六体也就沉淀成为一个历史共识，人人得而遵循之；再也没有人来动摇它的地位了。

　　章草的传统谱系

　　既然章草是第六体，那么据此观念，很有必要为它梳理出一个史的轨迹，由是，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关于“章草”的传统谱系：

　　1.从战国古文籀文即金文大篆走向依托于简牍的草写，构成了最初的原始“章草”形态，属于“萌生期”。

　　2.从金文大篆之草写，走向正规的庙堂隶书如东汉碑刻，又走向真正的章草，建立形制，当然也确立了“章草”传统谱系的起始形态。[刻帖]有史游、皇象《急就章》；[墨迹]有陆机《平复帖》和（传）索靖《出师颂》。依靠这些历史资料，“章草”作为一种独立书体的体格建立已经成为可能——不同于古文大篆，不同于隶书，也不同于小草书，开始具有了它的唯一性。就“章草史”而言，它是一个成熟期或曰“全盛期”。

　　3.随着王羲之献之的“藳行”新体的出现和迅速风靡天下，章草书逐渐脱离了主流，成为一种边缘化的寂寞所在。隶书以降，隋唐楷书大兴，并从而奠定了中国汉字书法兼文字应用与书法艺术双优的超大型家族的雄厚基础。又挟方便优雅、获得广泛应用的行书配套优势；书法的发展几乎无须旁骛他顾。而“章草”也就不再是时代的必须。但正是在宋元行书大兴之际，赵孟頫作为中兴功臣异军突起，他的《六体千字文》以“章草”为一体而与篆隶楷行草五体并驾齐驱，曾让人大出意外甚至大跌眼镜。但以赵孟頫的权威地位，一言九鼎，终于使衰颓的“章草”得以重整旗鼓、扬眉吐气；元代一批书法名家皆擅章草，即是极好的一例。我们把它归为“中兴期”。

　　4.明清是一个不“章草”的时代，明代主流是文人雅致的行札书；清代主流是考古引出的篆隶书。皆与“章草”无涉。但正是两个偶然机遇引出了“章草”的再一次复兴。一是时逢大批出土早期简牍中的章草，作为崭新的书法资料，被融入了沈曾植这样的一代宗师的笔下，形成了古代文人所没有的独特的“章草风”特征。二是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运动，选择了以最近似的章草字体作为改革样本，推出了一大批章草书家与研究家——对文字改革而言，楷书太难学，本身就是被改革的对象，不足取；草书太简约，不利于传播，也不足取。而“章草”却应运而出，成为当时改革家们不约而同的选择。只要看一下当时梁启超、钱玄同、罗振玉、余绍宋、卓君庸、于右任、林志钧等文字改革家们言必称“章草”并留下大量文章著述，即可知晓。这可以说是章草书第一次不仅仅是以奉祀祖训而是通过考古上承简牍之学、又下开社会文化（文字改革）新局面，并且开始关注思想理论研究的姿态出现，可指为章草的“伸展期”。

　　5.以此类推，当书法走向“展厅文化”成为一种供观赏的视觉艺术形式之后，重提“章草”并依赵孟頫的第六体之说再加上出土简牍的启发，应该会引来书法创作界对章草书风格技法的极大关注，从而形成一个基于“章草”形式与技巧之书法创作元素的崭新创作流派、倡导起一种唐宋元明清以来从未有过的新风气。这应该被我们看作是当代书法大发展在未来的一个标志。依前例，它应该被表述为章草书法的“艺术表现时期”。

　　传世章草在收藏拍卖史上最著名的例子，是《（传）索靖〈出师颂〉》。它是一页很小的尺页，但收藏流传有绪，历代鉴藏印有29枚之多。从唐代历太平公主、李约、王涯诸印鉴历历可按。经宋宣和、明严嵩、文彭、项元汴：清安岐；各家著录齐备，又入乾隆的《石渠宝笈》。清亡后被偷盗出宫，散失不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7月嘉德春拍忽然出现此卷，又由故宫出巨资购回，遂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其间为了真伪问题还曾引起一场大辩论。而且其作者也有若干说，有认为西晋索靖书，有认为南朝梁萧子云书，也有米友仁定为“隋贤书”。众说纷纭；不但是作为章草史断代的好例，就是作为真伪、收藏著录史、市场拍卖的相关研究，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佳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