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徐伟照例推开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一层“书屋”的门，将电脑、前一晚阅读的书和厚厚的书摘笔记放在书桌上，戴上眼镜在工作开始前学习英文。九点，这个摆满各种藏书和老物件的书屋迎来一天当中最早的一批参观者。日头渐高，文化馆地下一层的排练室里响起了大鼓队整齐有力的鼓声，“非非小剧场”里飘出青年激情澎湃的话剧台词。

　　一切正如徐伟所说，“文化馆就应该是一座公园。”从端着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铁饭碗的“衙门”，到提供优质公共文化产品的开放式文化馆，再到成为深刻介入民众教育、产业孵化、民生需求的文化“巨轮”，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经历了一次次脱胎换骨的蜕变。而这一切变化，徐伟说，“是融入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部分。”

　　青春思索

　　文化馆就是唱歌跳舞吗？

　　1977年，20岁的徐伟毕业后被分配到朝阳区文艺宣传队。那会儿文化馆已变成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场所。在大家的认识中，“文艺宣传队就是文化馆。”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徐伟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文化馆是干什么的？”

　　物资的紧缺、文化生活的匮乏，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色调。在那个计划体制、工作分配的年代，徐伟怀着年轻人“战斗”的激情去拥抱一切安排，无论是去炼钢打铁还是吹拉弹唱。这支存在时间不到十年的文艺宣传队排练的大多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后期排演过话剧《红色联络站》《甜蜜的事业》以及一些舞蹈、曲艺节目。

　　徐伟是许多人眼中的“能人”，谱曲、唱歌、弹钢琴都不在话下。在队里，他的创作和演出的才华初露锋芒。1979年文艺宣传队解散，徐伟自然而然来到了朝阳区文化馆，负责辅导培训各街乡文化骨干。

　　在一张1983年的老照片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昔日朝阳区文化馆的模样。这个在今天看来矮小简陋的文化馆，当时建有影剧院和小礼堂，而电影院在国内其他文化馆是少有的。人们骑着二八式自行车聚集在文化馆门前的小院，听着大喇叭观看“五讲四美”宣传队的演出，文化馆外墙上还展示着日本电影《华丽的家族》的海报。

　　二十来岁的徐伟骑着车走街串巷，在双桥、金盏、东坝、将台等街乡留下他一路采风和培训的身影。在与村民和文化骨干的交流中，他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萦绕心头的问题——文化馆应该做什么？

　　“文化馆就是唱歌跳舞的吗？那还要专业院团干吗呀？是培养人才的吗？那还要艺术院校做什么？”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徐伟发现，文化馆这些功能全都能被社会上的其他机构代替。

　　文化馆很忙。从“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到“金色的秋天”群众艺术节，再到春节花会表演……组织“老老少少、蹦蹦跳跳”，是民众甚至是文化馆工作人员对文化馆工作的真实写照和定位。然而，许多投入成本巨大的“送文化”活动，群众并不买账。由于公共文化产品的同质化、效率低、质量差，文化馆的许多活动成了“自我繁忙、空转式的繁忙”。

　　文化馆很老。这个从1958年起就已存在的区级文化馆拥有“七部一室”，连着片儿的办公室让步入其中的民众感觉像是进了衙门。徐伟感受到，文化馆逐渐变得暮气沉沉，在政府包办的安逸摇篮里不愿面对潜藏的危机，在虚假繁荣里慢慢退化着自己的四肢。

　　“中国文化馆要有‘向死而生’的勇气。”在徐伟看来，一次自救式的改革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