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理想中最好的场景是：传承人坐在具有他所传袭的文化特征的庭院内，进行着非遗的研创和生产，而走进他的家里面，有着所有让他生活舒适和便利的现代化设施。

　　Q：现如今，非遗保护和传承已经不仅仅是传承人或者高校、政府的事情了，它已然变成了一种“热点”，受到了全民的关注，而一旦全民普及，又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可能有些地方过于看重其商业价值，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导向。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该怎样去化解呢？

　　答：面对这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管理层面要清醒。社会热有好的一面，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这很正常。2001年，昆曲刚刚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时候，社会上几乎无人关注；而到了2010年，非遗已经成为了网络热点词汇前十名。全民关注是一个好事，因为有了关注，才有机会进入到人民的生活中，才有可能活态地传承。但是热度也的确容易引发一些偏离和问题，这种时候，学者要清醒，管理层更要清晰，有了苗头就及时纠正。比如在市场方面，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保护理念。这个保护方式是考虑到非遗中有一些项目是可以通过生产、实践、市场流通等环节，使非遗项目进行传承发展，得到保护。如：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一些药物的炮制技艺等，因为这一类非遗项目本身就具有商品属性和市场属性。后来为了实施这个措施，文化部专门出台了《文化部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界定和规范了它的保护范围、基本原则、内容、措施等，在全国范围内命名了100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使这一类遗产的保护，不偏离遗产保护的基本方向。生产性保护的底线是守住手工，守住核心的传统工艺流程。如果传统的手工艺，到最后为了生产线而变成以机器代劳，那就本末倒置了。所以这就是我们针对市场问题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之一了。

　　Q：您觉得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进行非遗事业是否会有矛盾呢？比如现代化的生活会影响到传统技艺的延续之类？

　　答：我理想中最好的场景是这样的：传承人坐在具有他所传袭的文化特征的庭院内，进行着非遗的研创和生产，而走进他的家里面，有着所有让他生活舒适和便利的现代化设施。生活与文化可以合理地融合。在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尊重”，不仅仅是要人们尊重非遗，尊重传统的、民族的文化，更是要尊重这些遗产的创造者、持有者——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不能让人成为手段，人其实是目的——我们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好地生活。所以非遗保护不能以牺牲人民大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为代价，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也是违背《公约》精神的。非遗传承人可以自己决定要如何创新和发展，专家学者可以提出建议，但不能进行强制的决断，一定要尊重传承人，这是伦理上的坚持。非遗的名录不是各个国家用来攀比的道具，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平台，让全世界得以在这个平台上认识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并且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同时促进国际社会对各地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帮助与国际合作。

　　Q：所以非遗保护其实是一项具有远大意义的，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共同促进的事业，而不是某种短暂性的文化热潮。

　　答：是的。那种短暂的热潮，可能倾向于某种“运动”，但是非遗绝对不是什么“运动”。因为它不应该是短期的冲动，或者是阶段性的热度，非遗保护和传承要可持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立法。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六七个省区市都通过了本地区的非遗保护条例，中国的非遗保护全面走上了依法保护的轨道，非遗保护成为一种制度化、常态化、有法可依的行为，使得它有延续性和稳定性，能够避免在保护工作的实施中因为无法可依而根据个人好恶来行事之类的问题。法制的健全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在非遗的保护传承中我们的管理者要始终保持清醒，及时反省，认真研究问题，注意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