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末：当时大家在学校是怎样的状态？

　　罗中立：重返校园的我们都特别珍惜时间，大家都你追我赶地画画，再也不用遮遮掩掩。晚上宿舍熄灯之后，同学们就会燃起蜡烛和油灯，继续挑灯夜战。我整个人也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都很兴奋，不知疲倦地站在画板面前。直到今天，我还是难以忘怀那种激情燃烧的感觉。

　　那4年也是我们彻底释放天性的4年。大家聊到兴起就会大声说话，看到中国足球出线了就会砸石膏庆祝。有时一边画着大卫石膏像，一边用砖头式的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歌，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有时大家还会做些恶作剧，比如画画时看到人体模特睡着了，我们就故意用画板在地上砸出响声把他震醒。这也许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校园生活的一个侧面。

　　大巴山的故事要用大巴山的土话来讲，这是我的根1982年，上海《文汇月刊》找到后任重庆现当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的凌承纬，要他写一篇关于罗中立创作《父亲》背后故事的文章。

　　当时，罗中立正在大巴山准备毕业创作。凌承纬只好从县里赶到区里，再下到乡里，让公社通过喇叭一个村一个村地喊话通知下去。直到两天后的晚上，他才见到一个穿着黑到发亮的过膝棉袄、留着长发的罗中立。

　　解放周末：创作完《父亲》之后，您继续沿着农村题材的线索，扎根大巴山，准备自己的毕业创作。为什么对大巴山的感情特别深？

　　罗中立：我在美院附中读三年级的时候，恰逢“农业学大寨”，就下乡到大巴山。所以跟大巴山的缘分在那时候就已经结下了。大四的时候我又回到大巴山，以《故乡组画》为题画毕业创作，跟农民同吃同住在一起，画了将近100幅手稿。我本身是重庆人，不是大巴山当地人，但命名为《故乡组画》，含义是把大巴山视作自己人生、特别是艺术创作上的根。我的艺术风格从那时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对人物和人性的内在的关怀。

　　解放周末：1983年，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您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留学。那段经历让您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

　　罗中立：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想尽办法省钱，省下每一个铜板都是为了能多走一个博物馆，多看几张画。像今天这样轻轻松松出国看个展览，看完就飞回来，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我以为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能看到那么多原作。放假之前，我就想好要去哪几个国家的博物馆，然后提前把签证办好。坐火车买学生通票，或者跟着欧洲的同学一起在高速路口竖个牌子搭顺风车，可以省下一大笔钱，还可以结交很多朋友，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思。

　　解放周末：在国外留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罗中立：我认为是文化的自信。中国开放面对世界，让我们去国外学习，既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让我们有机会更好去思考自己作为中国艺术家的使命，明确未来艺术道路该怎么走。

　　比方说，如果我要回到安特卫普皇家美院办一个展览，那么我要用什么样的题材和绘画语言去和西方的老师、同学们交流？是用英文讲中国的故事，还是用大巴山的语言讲我的故事？这段经历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在当时，我就明确认识到，大巴山的故事要用大巴山的土话来讲，这是我的根。艺术家要用艺术创作的方式来宣誓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身份。后来，我创作了“重读美术史”系列作品，就是这样的一种探索，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符号中借鉴语言来重新诠释和解读西方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