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1883—1971年），初名沈实、君默，字中，号秋明、匏瓜、君墨，别号鬼谷子，斋名秋明室、匏瓜庵。因其在北大担任教授时少言寡语，被同事调侃说“要口干嘛”，后易“君”为“尹”，随后改名沈尹默。原籍浙江湖州，生于陕西兴安府汉阴厅。沈家本是武康余英溪畔沈氏世系的分支，于中晚唐时迁徙至竹墩村，由此开启了沈氏宗脉的繁荣。“天下沈氏出吴兴，吴兴沈氏出竹墩”，《吴兴县志》如是记载。竹墩村地处浙江省北部，距湖州之南20公里，即在现今的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附近，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

　　1897年，其父命儿子以钟王小楷书写三十柄带骨扇面，沈尹默写得一丝不苟。沈父又命他把祖父所书赏桂花长篇古诗以鱼油纸钩描下来。那是一种传统的临习书法的方法，鱼油纸相当于今日的透明纸或磨砂纸，沈尹默亦用双钩法钩描下来，颇得父亲赞许。其祖父书法成就如何，文史资料没有记载。据历史的大背景考察，清朝流行馆阁体，参加过数次科考者其书写水平通常不错。沈尹默或许临习过祖父和父亲的书法，但文字资料没有记述。其间有朋友赠他《爨宝子》碑拓本，因未到能鉴其书法意义而弃如废纸。1902年，沈尹默随家迁居西安，遇父执仇涞之先生，爱其书法流利遂心摹手追。字写得漂亮固然不错，但漂亮在书法审美中只属下品。当时请书的人不少，凡遇人索书，沈尹默即用这种字体书写。虽有时誉，但也落下了甜媚的差评。后来，沈尹默几乎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追求书法的朴拙。

　　1909年，他到杭州陆军小学任教，遇到了陈独秀，才引发了又一场中国书法史上碑与帖孰优孰劣的讨论。

　　当时的语境应该是，沈尹默时年26岁，而陈独秀年长他4岁，在社会上活动量颇大。陈独秀的书法功底也是出自法帖，在《书谱》上下足工夫，又较早兼学碑版，加之性格强势，其书法自然别出机杼字如其人。二人相遇，陈独秀毫不客气地对书法作了一番法帖和碑版如何结合的点评。看陈独秀超逸不俗谈笑自若，沈尹默情绪似受到感染。他承认学书法取法不广，其字受仇涞之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令不能提腕。陈独秀则说他父亲是写隶书的，从小叫他临摹碑版，少习馆阁体。沈尹默也同意陈独秀所说要具备了扎实的书写功底后再融合北碑，以避其粗鄙。

　　自此以后，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以及谢无量等常在一起以诗酒自娱。有论者写沈尹默因陈独秀评其书法“其俗至骨”而交恶一生，那是误传。

　　1910年，陈独秀在致苏曼殊的信中说：“去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尹默……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陈独秀对所处的环境和结交的新友似乎是满意的。1914年7月，陈独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在第1卷第3期上发表《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一诗，曰：

　　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沦。

　　有天留巨眚，无地着孤身。

　　大火留金铁，微云皱石鳞。

　　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

　　“相忆两三人”之一就是沈尹默。可见杭州的这一段生活给陈独秀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沈尹默后来也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回忆道：“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常走动，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谢无量等都参加过科举考试，学书都从“馆阁体”开始。馆阁体呈现的是乌黑光亮且整齐划一，是学政官所喜闻乐见的。同样起始于学馆阁体，陈独秀的字却以能见天质为指归，天生的反叛性格在陈独秀初学写字时就有所表现。十几岁的他在掌握了馆阁体之后就坚决反对专写馆阁体，后深研碑版，因而他的字线条洒脱流畅，行笔不拘，行、草、篆、隶皆能达纵笔挥洒并臻妙境。诚如清代书法家赵之谦所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积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

　　陈独秀以专家的眼力对沈尹默的尖锐批评，如楞严棒喝，令后者倏然警醒。沈尹默此后发奋异常，注意指实掌虚腕平的执笔法，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一字，等它干透，再和墨使稍浓，一张写四字。再等干后，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两三年后，沈尹默又开始专心临写六朝碑版，兼临晋唐两宋元明诸家精品。前后凡十数年挥毫不辍，直至写出的字俗气脱尽，气骨挺立，始学行书。

　　1912年春节，杭州工业学校校长许炳坤向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何鹬时、预科学长胡仁源推荐沈尹默到北大任教。出于各种原因，至1914年沈尹默才北上任北京大学教授，旋即受蔡元培委派主持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沈尹默非常敬重陈独秀这位诤友。1916年底，陈独秀到北大办事，在校园偶遇沈尹默。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好缺人，沈尹默便把陈独秀在北京的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随即赶赴陈独秀住处，诚邀他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而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沈尹默出任河北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但他没有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1932年因不满国民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开除学生，沈尹默毅然辞职，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抗战开始，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去重庆任监察院委员。因不满国民政府的腐败，抗战胜利后即辞职，卜居上海，以鬻字为生，自甘清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