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再轩正在修复天梯山石窟胁侍菩萨塑像。
天梯山石窟胁侍菩萨塑像,修复前(上图)和修复后。
樊再轩与国外专家一起进行壁画保护修复。
莫高窟的492个洞窟,有些门扉紧闭,隔离了外界好奇的张望。
洞窟里绘制的佛国世界正在逐渐消隐:神色安详的人物面孔发黑变色;双手托捧的奇珍异宝翘起鳞片;飘然下垂的柔软丝绦凸起了一个个小圆点……
200多个需要抢救修复的“重病”洞窟,只能闭门谢客。
一代代敦煌人正在与“病魔”开展长年累月的斗争,保护研究所研究员、修复技术研究室主任樊再轩带着一个装满工具的提箱,在画壁旁伫立了36载。
石窟外的喧嚣和浮华与他无关,寂寞是他最忠实的伴侣。
樊再轩说,时间为莫高窟注入了持续的魅力,但莫高窟的敌人也是时间。我们这些修复者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与毁灭对抗,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面壁而坐 苦练手上功夫
1981年3月的一个夜晚,一辆大巴车在甘肃敦煌鸣沙山下的一条土路上缓缓行驶着,经过将近一天的劳顿,乘客们的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里还闪烁着几分期待。
车上大多是20岁左右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是被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从酒泉地区招考来做“业务干部”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茫茫戈壁、大漠黄沙。
19岁的樊再轩也在他们中间。坐在车上,昏昏沉沉,风掠耳边,他听到了若有若无的铃铛声。
面对笔者,他透露了当时的所思所想:“觉得那个声音特别神秘,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在召唤我,恨不得早点儿到,去看看。”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的樊再轩摸到了铃音传来的地方。
“看到那些壁画、彩塑,我的脑子瞬间蹦出一个成语——精美绝伦,觉得一脚踏进了宝藏里。”樊再轩说。
如今,铃铛依旧挂在莫高窟的标志建筑九层楼的屋檐下,楼里供奉着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石胎泥塑弥勒佛造像。在敦煌扎根了半辈子的樊再轩,穿梭于洞窟间36年,铃音伴他来来去去。
1981届新人到达后,为了早日弥补人才断层问题,所里立刻开设了培训班,精通艺术、历史、考古的老专家轮番上阵,用了三四个月,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他们希望,小姑娘小伙子们能早日接过衣钵,守护这块文化瑰宝。
就是在这个时候,樊再轩展现了在化学、物理等学科的天赋,文物保护室的李云鹤、段修业等人看他是棵好苗子,课程一结束,就带着樊再轩修壁画去了。
在那个大批游人尚未到达的时代,莫高窟已经病害累累:大片大片的画作成块脱落、零落成泥;几个世纪前的错彩缕金黯淡、碎裂;长袖善舞的飞天脸上仿佛起了“疱疹”;宁静的表情变得怪异、扭曲。
1600年历史,492个洞窟,45000多平方米壁画,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漫天花雨与诸位神佛亟待人间的拯救。
现在看来,早期的修复技术简单、粗糙,简单说来,就是两个字:“粘”和“钉”。为了让壁画不再脱落,修复人员用注射器打入胶质进行粘贴,或者把透明、轻薄的材料贴在病患处,再用铆钉固定。
就是这种看上去初级的操作,也需要对力度、方向的精密掌控。讲完了原理,示范了手法,各位老师鼓励樊再轩操作实践,但谨慎的他总是摆摆手,坐在石窟里,面朝着等待修复的壁画,盯着老先生们的每个步骤,一看就是一整天。
“不敢轻易动啊,非常脆弱了,碰一碰、蹭一蹭就掉地上,捡不回来,上千年的东西不能毁在我手上。”只有在中午的吃饭时间,洞窟里仅剩樊再轩一人的时候,他才敢在壁画前比划着操作,而这种难得的实践,也只发生在距离颜料层一二厘米处。
为了提高手的稳定度,实验室成为了樊再轩最常光顾的地方。如同一名武林中人,他把精力都放在凝神静气的基本功上,绷直了双腿,一手拿着注射器或者修复刀,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姿势,毫不动弹。
1982年,修复室全体人员前往莫高窟石窟群中的榆林窟工作,樊再轩首次展示了练习的成果,师傅们很满意,夸他“修得不错”。
千年石窟中光阴流转,悉心指导小徒弟的老先生们逐渐退出了一线,只有20多人的文物研究所,壮大为1600人的敦煌研究院。
曾经坐在壁画前的樊再轩身后,年轻人的梯队逐渐跟上,他们探查、加固、粘贴,同样的动作重复了成百上千次。
修复的成效却持续不了太长,过了十几年,莫高窟的神灵一个个旧病复发、隐没、离开。
毁灭的阴影在画壁间出没,樊再轩和同事们思索着:如何才能找到相对完善的治疗方法呢?
一支“外国医疗队”的到来,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两年甘苦 81号呱呱坠地
1989年,美国盖蒂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开始国际合作,从1997年起,中外专家携起手来,为壁画病害寻找“药方”。
经过双方专家的细致调查,85窟成了实验洞窟。
世界最先进的保护理念、敦煌最有经验的修复人员在这里集结,他们试图找到一条治标治本的路径。
85窟是一个覆斗形的洞窟,中间的坛上,释迦牟尼和两个弟子阿难、迦叶注视着世人。四壁绘制的经变画中,善友太子于树下拨弄丝弦,祥云里飘荡着净土的箜篌和笙竹,反弹琵琶的作乐者腰肢曼妙,身披五彩的演舞人升空旋转,弥勒佛端坐于莲花宝座,满脸太平喜乐。
敦煌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评价85窟的价值:“该窟规模宏伟,保存完整,幅面开阔,气势磅礴。壁画内容题材丰富,佛教各宗之图像在同一窟内杂处分布,五彩缤纷,布局结构紧凑严密,给人一种圆满、富丽、满壁生辉的艺术视觉效果。”
经历了时间与风沙的淘洗,“满壁生辉”已经被满目疮痍代替,四壁之上,几乎汇集了莫高窟所有的病害。
樊再轩告诉笔者,当时整个北壁出现了20多块空鼓,总面积超过了10平方米。
莫高窟开凿在酒泉系砾岩上,岩壁极不平整、易风化疏松,无法绘制壁画,画匠需要用洞窟附近的粉质沙土,掺加麦秸草调和后,压抹在岩面上,制成“粗泥层”,再用澄板土掺加麻筋,调制成泥,涂抹在上,制成“细泥层”,这样人工制作的泥层合称为“地仗层”,壁画的创作就是在地仗层上完成的。
地仗层脱离支撑体的情况,被叫做空鼓,严重时它会导致壁画大面积脱落,造成粉碎性的破坏。
与本土修复者们的工作方法不同,盖蒂研究所的专家们从壁画现状调查入手,通过监测洞窟内的温湿度、崖体中的水汽,掌握了大量的基础环境数据。同时,X衍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偏光显微镜、气相色谱和质谱联用技术、离子色谱等多种分析技术陆续参与,壁画颜料、颜料中的胶结材料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经过大量监测和反复试验,他们挖出了病灶——地仗层中的氯化钠等可溶盐。
提到这个发现,樊再轩感慨:“这就相当于人得了病去看医生,我们之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研究为什么得病。盖蒂研究所的研究方法和西医差不多,先找病因,再下药。”
如何降低石窟中的盐分?国内外研究人员们深思熟虑、反复论证后,提出了一个途径:“灌浆”——往地仗层背后注入液体,让水汽渗出来,再在壁画表面添加吸盐材料,把壁画的盐分控制在安全数值。
樊再轩所在的修复小组承担了研制灌浆材料的任务,一干就是两年。
樊再轩告诉笔者,灌浆材料需要具备几条特点:一,重量轻,不能给摇摇欲坠的壁画表层增加重量上的负担。二,透气性好,收缩率小,强度适中,与壁画能够比较好地融合。三,流动性、可灌性好,能够自如带着盐分在壁画下方游走。四,要迅速干燥,以免时间长了,过多地激活地仗层里的可溶盐。
那段时间里,材料占据了樊再轩生活的全部,不仅和朋友、同事聊,休息、吃饭、出差甚至做梦时候都念念不忘,试验了上百种不同组不同配比的材料,才做出最后的选择。
这种材料以它在实验室中的编号命名——“81号”。主要成分为澄板土、浮石、玻璃微珠、鸡蛋清,按照1∶0.71∶0.1∶0.05的质量比调配。
在这份材料配比表中,鸡蛋清的出现让人觉得有几分突兀。
“不要小看这个咱们平时做菜用的东西,它的好处可是不少。一是能增大混浆的体积,在不降低强度的情况下降低材料的分量。二是在潮湿条件下,它的粘结作用很理想。三是直立性好,混浆灌进去后,能做到一条线上去,不会散开到其他部位。”樊再轩不太记得,是哪位同事提出了加入蛋清的设想,但无疑,这是个灵光一现的创意。
莫高窟85窟的现场修复工作从1997年5月开始至2005年9月结束,历时8年多,共修复各类病害壁画354.42平方米。
国家文物局首次举办的“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评选中,“敦煌莫高窟第85窟保护修复研究”项目斩获了二等奖。
85窟的经验广泛运用在莫高窟其他的壁画修复保护上,但樊再轩认为,这项工程的意义远不只于此。“盖蒂研究所向我们传播了一种新的文物保护理念,不只是壁画,面对任何文物时,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匆匆上手去修复,而是要静下心来,调查病害、认识材料,对造成病害的原因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这样才能守护好我们的民族宝藏,让它们留存世间的日子变得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