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潘天寿诞辰120周年,潘先生的人格、艺术和思想，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纪念。但我认为,潘先生的“拉开距离”，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世界，趋于世界化，即所谓地球村，是平铺化（平庸化）。“庸”就是指一般化。我的观点，越是平庸越要有高峰，人不能老是平庸，要有精神。

　　我们这个时代跟潘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经很不一样。潘先生是20世纪70年代初去世的，至今已近50年。在这50年里，西方有很多东西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各种主义和学派，现在凡是世界有的，中国都有。从艺术的角度说，西方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经过17、18世纪到康德，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到20世纪的多种流派——野兽主义、主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主义，再到概念艺术。沃尔夫说，到了这样一个艺术理论代替艺术客体的阶段，艺术进入了最终的航程，只剩下最后一个字格的自由。丹图尔也说关于艺术作品的理论接近无穷，作品实现接近于零，艺术在对其自身的纯粹思维的光辉照耀下，被完全蒸发掉了；当然也可以说艺术仍然像以前一样存在，不过它是作为其自身的理论认识的客体而存在。西方艺术理论基本上可说是不断“对立”，不断“否定”的理论。中国却是传统发展的理论，潘天寿先生强调“常从非常来，变从有常起”，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变化，“变”发展成为“常”，“变”中有“常”。中国绘画的历史就是《易经》的“不易”与“易”的辩证关系，是“不易”中的创造。我觉得潘老这个思想就是《易经》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