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后,这位美国女士没有食言,又来到敦煌,她为常沙娜办好了所有的赴美手续。常老没有想到她会那么认真,就把女儿托付给了这位异乡朋友。于是,常沙娜跟随她去了美国读书。新中国成立后,常沙娜再次回到祖国,参与国家建设。后来,她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多年,也是敦煌艺术的研究专家。
这样的采访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每天早饭过后,常老就开始讲述,黄宗英用上海话打趣说:“侬好交代问题了。”常老哈哈笑着说:“好额,我交代。”
黄宗英也是浙江温州人,与常老是浙江老乡,他们同时又都会说上海话,因此,语言交流几乎没有障碍。只是常老的口齿实在有些模糊,有好几次都被黄宗英打断:“侬‘刚’糊涂了。重新‘刚’。(‘刚’即上海话重新‘讲’的意思)”常老乐呵呵地说:“好额好额,我交代。”
常老与我同住一屋,让我有点手足无措。可他很随和,经常和我说笑。我当时并不知道常老的年纪,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他已经75岁了。
虽是浙江人,常老却是满族,或许祖上还是蒙古族也说不定,因为常老的身躯明显不是江浙一带的人种,可以用高大威猛来形容。
常老的嘴唇很厚,说起话来就阻挡了口音,因此显得口齿不清。他的语言保持了浙江话原有的调子,如果不是江浙一带的人,很难听懂。常老说我上海话讲得好。其实,我的上海话很差,因为父母都是北方人,从小又都生活在部队大院,根本没有人说上海话。所以,我直到现在都不是经常说上海话。
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常老每天早上起来之后会在屋子里用冷水擦澡,虽说不是寒冬腊月,但敦煌这地方的冷水简直跟冰水没有什么区别,用这样温度的水擦身,没有好体魄是难以支撑的。
常老说,他几十年来都如此。
我渐渐明白,常老之所以能在这个寂寞枯燥的戈壁滩上一待就是几十年,没有一点本事和信仰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下来的呀!
有一天,常老说,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常老没说。
那天中午睡了个午觉,一直快到三点,才有人来叫我们。我心里想,为什么这么晚才出发呀?
我们总共两辆车。在戈壁滩上,单独的汽车是不敢出行的,必须是两辆车以上才能够上路,因为茫茫戈壁,万一汽车有个什么闪失,根本无人可求。
汽车奔驰着。从车窗向外望去,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大路笔直,一直升到天边。天空中没有什么云彩,碧蓝碧蓝的。常老和我说,我们要去看的是阳关道和独木桥。
汽车开了很长时间,才到了独木桥和阳关道,其实只是戈壁滩上的景色,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独木桥和阳关道,倒是见到了几幢高大的烽火台,据说那是古人专门用来传递信息的,几百公里都能一眼望见。
我有一种回到古代的感觉。
在敦煌的采访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对这个刚刚熟悉起来的环境有点眷恋了。更主要的是,因为常老,离开这样的一位老人,我心里绝对不舍。我也不知道老人还将要在这里待多久,他内心的希望又是什么?
告别常老的时间终于来临了。我们和常老告别,常老及夫人站在带有暮色的晚霞中向我们挥手。我很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再来,重新看到常老和千佛洞。(魏心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