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所见彩绘龙盘（左）与二里头遗址所见绿松石龙形器。我们是“龙的传人”。

　　编者按：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与习近平主席在故宫有一段关于中国文明源流的对话，激起了公众对此一问题的热烈关注。本报11月15日刊发陈民镇先生《中国文明是否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一文，受到广泛关注，引发颇多讨论。限于篇幅，该文对一些问题论述较为简略，于是，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中国是否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原腹心地带以外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可否算作中国文明？冶金术、马车等外来文化因素是否影响中国文明的原生性？……为此，我们邀约陈民镇先生撰写此文，对其观点作进一步的论证，以飨广大读者。

　　中国文明正如孕育它的黄河与长江，波澜壮阔，绵延不绝。溯源而上，它的上游却茫昧不清。

　　三皇五帝夏商周，这是传统的古史框架。殷墟的发现证实了商代历史的可信，然而在此之前的三皇五帝乃至夏朝，却招致不少质疑。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学发展，极大推进了我们对早期中国文明的认识。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是否独立起源、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中国文明何以延续至今等等问题，都可以得到更合理的答案。

　　正名：何谓中国文明

　　1995年，巫鸿先生的《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一书在美国出版，反响强烈，有赞誉，也有批评。

　　贝格利先生是批评者之一。他数落了巫鸿的一些罪状，其中就包括：现在中国版图内的早期艺术，都是“中国”的么？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先民，他们说汉语么？江浙的良渚文化先民，他们说汉语么？他们能算是“中国人”吗？

　　在贝格利参与撰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中，他对中国学者习称的“中国文明”多有指责：古代中国的研究长期被“中国文明”这个未能很好定义且立足于后世想象的概念所扭曲。

　　正值科索沃事件爆发，李零先生撰文声援《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还将这一事件比作“学术科索沃”，意在批评某些西方学者的“学术霸权”。

　　霸权主义是大帽子，西方学者肯定不乐意承受。

　　民族主义也是顶大帽子，“中国文明”“夏朝”“中华上下五千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等，往往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中国学者也不乐意承受。

　　究竟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是永恒的么？这是近年的热点话题。韩建业先生《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便直接受到“学术科索沃”的启发，李零、葛兆光、许宏、何驽、李新伟等先生也围绕何为“中国”展开了探讨。

　　“中国”的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它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也有不变之处。

　　如果将“中国”理解为现今国土范围内的空间概念，“中国文明”的说法无可厚非，不过是为了指称方便罢了。

　　当然它还有进一步的合理性：一者立足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现今的中国文明与四五千年前的文明序幕的确有血脉的关联；二者立足于中国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若不置诸广阔的空间背景，就无法理解中国文明的演进历程。

　　苏秉琦先生将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李新伟先生强调“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六大区系间的“相互作用”与“远距离交流”，正是“中国文明”产生的重要背景。

　　“中国”“华夏”“诸夏”之类的观念，虽有族群认同、地域认同，但更多的是文化认同。“中国文明”的成立，即建立于这一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

　　中国文明的一些特质，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确立。其中“礼”至为关键。

　　钱穆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话：“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礼”是什么？它很抽象，它流淌于中国文明的血脉之中；它也很具体，具体到青铜器、玉器等实物之上。

　　中国的“礼”通常被翻译作ritu al，但二者很难对等。“礼”跟今天所说的礼仪、礼貌不是一回事，与风俗习惯也不是一回事。它贯彻于礼制，渗透于礼典，它与宗教息息相关，又参与了政治权力的实践。

　　“礼”的核心是等级，它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礼不下庶人，它与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

　　这样的“礼”，有人希望继承发扬，有人斥作“吃人的礼教”。无论如何，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

　　卜工、陈剩勇等先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礼”，它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萌生，确立了中国文明的基调。

　　汉儒何休有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在古人心目中，“礼”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四夷与华夏的分野。

　　古书说舜出自东夷，禹出自西羌，周文王出自西夷，孔子“欲居九夷”，不管是否所谓“蛮夷”，只要接受“礼”，便可纳入“中国”。此所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语），四夷皆可为“诸夏”，皆可为“中国”。

　　至迟在距今4300年的“龙山时代”，中国境内不同族群和文化间的交融加剧，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已然确立。诸如牙璋、青铜礼器等反映精神文化的器物广泛分布于大江南北，可以看出中国境内诸文化同质性的加强。

　　“中国”不在于血统，不在于地域，更多地在于文化传统。中国文明强大的向心力和向外辐射的影响力，均要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