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引进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油画家的努力，油画已成为本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中，李昌菊大致依循20世纪前期（1900—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949—1978年）和新时期以来到世纪末（1978—2000年）三大部分，探讨中国不同时段的油画本土化现象。本篇文章为《美术》杂志社长兼主编尚辉为本书写的序言，探讨作者撰写此著的初衷与价值。

油画自20世纪初被中国有识之士从欧美自主引进后，一直存在着本土化的命题。

　　这个命题至少存在三重内涵。一是如果把20世纪初作为中国真正自主引进油画的起点，那么，摆在其时中国画家面前的油画是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的500余年的油画史，因而，究竟应当引进哪个时期、哪种流派的油画，这是油画在中国本土化的首要选题。也即，油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所实践的本土化，形成了以徐悲鸿、颜文樑、吴作人等为代表的西欧学院写实油画，以刘海粟、林风眠、潘玉良、关良等为代表的法国后印象派油画，以倪贻德、赵兽、方干民等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的油画。这三种油画路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油画艺术理念问题。

　　二是中国自主引进的欧美油画，从主观愿望来说，几乎没有一个画家想单纯地在中国本土衍生或复制欧洲样式的油画，创作具有中国味道或中国艺术精神的油画，也几乎成为这百年中国油画演进的一种艺术理想。欧洲油画在中国的本土化，实际上是个引进同时就并发的一个学术命题，而这个中国特征又必然涉及与中国绘画进行嫁接、融合、再造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油画引进本身就不是个单向过程，本土化是个对每位画家创作、对每个时期油画演进都在发生作用的历时性进程，不同的只是每位艺术家个案、每个历史时期对于这种本土化的预设与想象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