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记得安阳殷墟考古的最重大事件，是甲骨文的发现。1899年，清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北京偶然发现中药舖有"龙骨"，上刻文字，遂开启了浩瀚甲骨学史的新历程。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相继投身其间，著作鱼贯而出。故尔，“安阳殷墟”——“甲骨文”是一个关联度极高的定式，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第一段历史。但是请注意，它的始发点是在北京：先有北京的王懿荣，才会有以后殷墟的甲骨文残片考察与著述。

　　但安阳殷墟中不仅仅是甲骨片和古文字学，还有一个领域，即是中国刚刚开始的“考古学”。在民众看来，甲骨文发现与考古学似乎是一回事，其实它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以科学方式构画早期文明形态

　　与中国历来的古董古玩、碑帖之学和传统金石学不同，“考古”概念却是一个西洋舶来品。中国古代学术有文献考证，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就今天的学术方法论而言：考证是传统“文史”；而考古却是西洋“科学”。前者是古已有之而今人只是应用；而后者则是西洋传来的新立场，目的、方法都具有独特的形态。比如，王懿荣在北京发现甲骨文，当然是改变历史的重大发现，但它却不是考古的。罗振玉（以及后来的甲骨学家）想去安阳搜寻更多的甲骨，即使他到了殷墟田野的现场，看到了一丘一砖，刨地挖土，但也还是不属于考古。近代史上有“甲骨四堂”即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但论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则是李济先生。亦即是说，即使在同一个地点如殷墟，或许还有同一个人物比如董作宾（他也参与殷墟发掘），但只要没有对甲骨文发掘按一套科学的规则方法来实践展开，那就不属于考古的行为。

　　最早的考古，竟发源于地质调查。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发现与发掘，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之始。而这位安特生先生，即受聘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故尔当时的考古学家，大都是在国外学人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以此为契机，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李济、梁思永、再后的苏秉琦等，最初在山西夏县、后来在安阳殷墟和后冈、及陕西宝鸡等地陆续开始了考古的大项目，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考古学两大支柱。如果说罗王之学是先声，尤其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他1926年发表于《国学月报》的名篇《古史新证》有云：“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里提到的“地下新材料”，当然是密切相关于考古的。但检讨当时的王国维时代直至其去世的1927年为止，尚未有真正成熟意义上的科学考古，而多是金石学视角上的出土文物，我想他的本意，是重在以出土古物成果去证经补史，核实已有文献记载的得失；那么李济、梁思永等人的努力，却是在以科学方式去构画上古时代的早期文明形态，它的着力点，不仅仅是文史；更是发现、强调文明产生和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节点。即使没有任何文献史藉只言片语的记载凭据，科学考古仍然能够勾画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直到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时期（亦即夏、商、周之前）的基本文明形态与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