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诸旧学之分野

　　中国考古学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内容、不同于传统金石学的内容有哪一些？

　　首先，是关于考古目标和方法的确立，一是类型与样式之学，二是文化文明模型分析归类之学，而在其中，断代即“年代学”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时间编年分类和地域空间分布之分类、还有功能的分类等等。其次是考古对象的空间设定：如土地、围沟、窠穴、线状土丘、农地遗址、石垒、釆矿釆石遗址、城廓遗址等等。再次，是遗物的技术考察：如打制石器的制作过程、磨制玉器石器、金属加工、土器和烧陶技术等，再伸延向石斧石刀、烧窑、马具、车驾、农耕伐木等等较复杂的文明工具内容；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考古专业课程中的“古器物学”。

　　与传统金石学与古玩古董之类的最大区别是在于：前者是重在“物”的本身文史价值和收藏价值，而近代考古学则是通过“物”还有各种遗址的类型，去追究它的文明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比如从近代考古学可以引向“文化人类学”，又可以上探“上古史”如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即史料记载以前的遙远古史，它是现代科学和学术的归属；而传统金石学则无法有此伸延。

　　反映当时这种新学旧学认知障碍的例子，是李济在1934年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十年前我在一个中学当历史教员，那时地质调查所在河南、奉天一带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才公布出来，我在讲堂中于是摒弃三皇五帝不谈，开始只讲石器时代文化、铜器时代文化，我总觉得学生应该对于我的这种‘认真’的精神，鼓舞些兴趣起来。不料全体学生都以为我在讲坛上讲笑话，而报之以大笑，笑得我简直不能继续讲下去”。

　　后来李济先生就辞去中学教职，专门做考古和上古史研究了。而我读了这一段文字后感觉到的，是当时新兴考古学与旧史学在观念上的格格不入。连术语概念都相去千里，比如从《史记》等历史文献而来的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的“朝代”意识，和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再到冶铁时代的材料文明作为依据的考古断代概念，其间的对立，的确是一个学术文明意识的巨大差别。而且李济先生还有一个极有预见性的、语重心长的告诫：“（考古学家）他们应该有一种人格的训练，最少限度，他们应该能拒绝从‘考古家’变成一个‘收藏家’的这个魔鬼似的引诱。”（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