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要满足社会需要

　　1948年，徐悲鸿看过周令钊的画作之后，托冯法祀带去一封聘书，邀请周令钊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讲师，教授速写、水彩和商业广告等课程。之后，周令钊和陈若菊结为连理。在此后的60多年里，周令钊夫妇共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创作任务，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合作便是开国大典上的巨幅毛主席画像。

　　在还没有升降机等现代化设备辅助创作的年代，要完成这样一幅高6米、宽4.6米的巨幅画像，难度可想而知。可以说，整个创作过程他们几乎全凭经验和感觉，以及想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的满腔热情。在圆满完成毛主席画像之后，更多的设计任务落在了周令钊肩上。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许多工作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短短数年，周令钊就先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少先队队旗、共青团团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几乎所有国家级的重要设计任务。

　　1950年，中央开始酝酿币制改革，因此设计一套新的人民币就被提上日程，时任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的罗工柳将这项特殊且需要严格保密的任务交给周令钊。周令钊二话不说，瞒着陈若菊住进了北京印钞厂。在二套人民币突出民族特色的整体原则确定之后，周令钊多次跑到故宫、颐和园去临摹古石雕石刻和铜器上的花纹，随后又奔赴全国各地写生来丰富自己的设计思路，就是为了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钱币。

　　“设计工作总是要走在前面，设计的面貌很多，因为社会的需要是多样的。我也是因为这些社会需要，才从事了各种设计。”对于设计工作，周令钊最大的感触是要满足社会需要。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认为，正是这样朴素无私的思想，使得周令钊和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中国设计艺术家一道，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

　　“多面手”的底蕴与情怀

　　由于艺术设计方面的杰出成绩，无形中周令钊的绘画创作被隐藏到了幕后。实际上，周令钊是老一辈画家中典型的“多面手”，他的绘画作品也一样受到同行的高度赞誉。他的油画凝重而深沉，他的水彩活泼而有弹性，他的素描强调线的使用，他的水粉酣畅自如……

　　对于造型艺术，周令钊认为不但要讲究形式和情调，也要考虑摆设时的装饰效果，有的景可作加法，过于复杂的景则可作减法。他还特别花大力气研究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装饰美术形式，将其吸收消化为自己的表现语言。此外，他重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作品意境充满生活的气息，艺术风格清新明快，在以线造型和随类赋彩的有机结合上充分体现出独特的创造力。

　　在美术教育上，周令钊同样长期耕耘，诲人不倦，言传身教。他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讲师、版画系副教授、壁画系教授、民族画室主任，直至离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学生韩美林回忆起当年求学的种种往事，坦言周令钊的为人为艺对其艺术的启蒙和影响最为直接而深远。

　　“中国地大人多，对美术的要求多种多样，美术家能胜任就是幸福。”这是周令钊常说的一句话，正是这种一心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以及低调为人、淡泊名利的处事原则，他直到2011年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人生中第一次大展，展览之际，他还向中国美术馆慷慨捐赠作品77件。在总结自己的艺术之路时，周令钊深情地说：“国家、人民养育了我一生，草木也会成为有用之材。在我这棵树上的年轮，有过曲折、有过艰辛，好在有坚强的生命力。对艺术的认真、勤奋和严谨是我一生的习惯。我还要为美化国家、美化人民生活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