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在形制上的四个特征

　　其实，如果不限于严格的汉碑形制，那么西汉石刻更多。比如曲阜有西汉《鲁孝王刻石》即《五凤二年刻石》。新莽时有作为坟坛刻石的《祝其卿刻石》《上谷府卿刻石》；邹县孟庙则有《莱子侯刻石》。再后有《大吉买山地记刻石》。但这些都不能称“碑”而只能是粗线条地称“刻石”，学名叫“碣”。若要称“碑”，在形制上当有四个特征：一是必须是竖立于墓前的长方形片石。二是必须有正文文字上端有“碑额”，而底部则有“碑座”呈龟形石基，又叫“龟趺”。三是碑面上必须有圆孔以系粗绳缚棺入墓穴，曰“碑穿”。四是正文碑记之后必有铭辞并且有韵。但西汉以降的《五凤二年》《祝其卿》《上谷府卿》《莱子侯》这些虽然都是镌刻于石版之上，却没有“额 ”，也没有“穿”，又不附“铭”，甚至还都是横式，当然无法称之为严格的“碑”了。而这些条件的得到配合和完形，是在东汉的《西岳华山庙碑》和《袁安》《袁敞》二碑之时。不过，《西岳华山庙碑》在百年前的“立碑石，刻记时事”只见于文字记载；而二袁碑虽有“穿”却没有“额”，是为一憾。又二袁碑是汉篆字体，而不是标准的汉代隶书，又是一憾。作为汉碑的经典样式，仍嫌不足。西泠印社孤山上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既无“碑额”又无“碑穿”也无“龟趺”，其实也不宜称“碑”，而应称《三老石刻》或《三老碣》，本来出土之初学者专家就称其为“三老石刻”；但吾浙本无汉石，更无汉“碑”，顺口叫“三老碑”，一则简便明了，人人皆知而不会招致习惯上的误解，二则在吴越边蛮之地，本来就没有大量严格的“碑”以自划边界，混用“碑”与“碣”即“刻石”，并无大妨碍。于是约定俗成，除书面文献外，通俗的做法，顺口就叫”三老碑”而不再自找“三老刻石”别扭了。

　　关于“碑额”，本来只是碑文的标题而已。但它的来源，也颇可一说。古代的石柱石门框上例有刻字。如寺庙之有山门，或墓地之有阙柱：汉代石门阙初无字而仅立石柱为阙，其后则有刻字如《汉故兖州刺史王稚子阙》（山东）、《汉故幽州刺史冯焕阙》（四川）、《沈君阙》等等，汉墓阙题字才开始盛行，至东汉正规形制的碑，在社会上大普及；遂取石阙形制转为碑额而发扬光大之。今之学者持此一说，虽无实据，亦足备我辈参考也。

　　陆维钊先师善擘窠大书，其在杭州岳飞庙前有古隶“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骨力洞达，俊逸倜傥，而笔势沉雄，窃谓足当百年近代书法代表作之誉。其实这也是一种“石阙”即古代形制的样式。陆维钊师之所以有此卓越造诣，乃是他一直关注汉石阙书法之魅力。记得我刚入学临《西狭颂》，笔力孱弱，陆师当时已缠绵病榻，指我的练习说：学汉隶可学“嵩山三阙”，求骨势开张，不陷俗媚。这《嵩山三阙》是指河南嵩山之《太室石阙》《少室石阙》《开母庙石阙》三铭，字形在篆隶之间，浑穆混沌，一派天机，漫漶残剥，笔画辨识不易。当时我实在看不懂，学了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若干年以后才恍恍有所悟：陆师能独创“蜾扁”新体，正得力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