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

　　走向成熟期的唐宋中国画色彩观，走的并不是西方的方法。以墨线勾勒为造型基本形式语汇，使中国画中的色彩，始终是依附于造型墨线而行，古代画论在记录画工口传心授的秘笈时，有“色不碍墨，墨不碍色”之诀，但其实，“色不碍墨”才是真正的原则。墨为君，色为臣。在壁画世界里或许还有画工以平面的原色堆积的做法，但在卷轴画史中，却百不一见，基本上是依墨而行，不可能产生“墨”反而“碍色”的情况。而且，色彩本身并不具有造型能力，而是为造型提供辅助，谢赫六法有“随类赋彩”，请注意这个“类”字的含义——不仅仅是“视觉”的（生理的直觉的），还是“类型”的（观念的人文的）。在此中，人文观念的经验认知在控制着直觉感观的视，所以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画色彩理论，是文化式的出发点而不是生理直觉的出发点。通俗地说，是它按道理应该是什么颜色或我此时希望赋予它什么颜色，而不是我看到了什么颜色。这即是说：一时一地的根植于人体生理机能的本能直觉经验，必须让位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历史观审美观的引领。而在我们看来，前者是科学，而后者是人文。

　　最有趣的例子是文人画史上的“硃竹”。相传画朱竹始于苏东坡，苏髯在试院判卷用硃，兴至无墨，遂用朱笔画竹。有讥之曰，世有墨竹，何取朱？坡曰，世本皆绿竹而无墨竹，然既可有墨竹，何不可有朱竹？完全是文人自出新意的任性解读。但朱竹一系，由此却绵延不绝矣！如元时宋仲温（克）亦有试院卷尾以硃笔扫之，管道升也尝画悬崖朱竹，明清画朱竹者更多。虽然未见自然界有赤朱之竹，但因为苏东坡认为画竹就可以用朱红色，于是构成一个文化史视点，大家都乐此不疲了。若论中国画的色彩观，此可谓典型之一例也。

　　唐宋以降的色彩，是由全盛再走向衰弱。一是崇尚水墨以适应文人画，不耐烦精雕细刻的匠作之风，自然在色彩上取简略而写意了。二是受“正色”君领“间色”臣的习惯影响，多以硃红为主色调，兼取白、黑、青色为辅，如阎立本《步辇图》、周昉《簪花仕女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直到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基本用色，都不出“正色”和“间色”十余种，并不像敦煌壁画那样令人眼花缭乱众彩纷呈。其沉稳而雅致的格调，实在是只研究西方色彩学或习惯于油画水彩水粉的画家所难以理解和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