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帕特里·莱迪（Denise Patry Leidy）。耶鲁大学艺术馆亚洲艺术部主任、策展人，曾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策展人，策划展览包括“走向盛唐”展览（2004年）以及“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2010年）、“环球设计——巴西藏中国瓷器展”（2016年）等。作者供图

莫高窟外景。作者供图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沿着丝绸之路传播时，佛教思想和图像随着当地的文化传统和信众不断变化的兴趣而兴衰。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环境中，丝路沿线各国的政权交替、王国之间复杂而难解的关系、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政权等都影响着佛教艺术的传播。我们从丝路沿线与佛教相关的视觉证据，可以感受丝路上诸多互相交织的文化体系如何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及其在亚洲地区的传播。

　　早期遗迹与多元传统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最早的人像佛陀出现在1978年“黄金之丘”（Tillya Tepe）遗址出土的金币上。金币正面人像穿着希腊式短斗篷，戴着古希腊式宽檐帽。这个人像被判断为佛陀的一个依据是他在转动一个轮子。转动轮子寓意传授佛法。金币顶部的印度佉卢文铭文写着“他转动法轮”。另一个依据是背面的狮子，铭文意思是他像狮子一样驱除恐惧。在亚洲许多传统文化中，狮子都和佛陀联系在一起。“黄金之丘”遗址出土的金币佛陀身穿希腊式服装显示出在北部阿富汗（古代称为巴克特里亚）、后来在犍陀罗（巴基斯坦的古称）早期佛教图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地区采用希腊化的图像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公元前4世纪晚期对这里的征服。

　　公元1世纪的金质舍利容器的正面表现出行走姿态的佛陀，从佛陀轻柔的衣褶与身体的完美结合及容器表面八个拱形龛，都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古希腊艺术传统。龛之间张开翅膀的鹰是宙斯的象征，这也源于希腊传统。佛陀肩部披着长方形的披肩，这种长袍后来成为亚洲僧侣的传统服装——袈裟。系于腰间的短纱笼式袍服也成为标准的僧侣服装。这个金质舍利容器曾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滑石质容器中。金质和石质容器都仿自希腊一种有盖小瓶形状，进一步证明北阿富汗艺术中希腊传统的重要性。石质舍利容器19世纪早期出土于阿富汗毕马兰的2号佛塔基础，这座佛塔的圆形塔身和覆钵顶都属于典型的早期佛塔形制，这种最早的佛教纪念性建筑起源于印度、后来出现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毕马兰的佛塔和其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佛塔都是在贵霜（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赞助者的资助下修建的，他们征服了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的早期印度—斯基泰统治者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贵霜源于汉语文献，是指月氏的一支，贵霜帝国的第三任国王迦腻色迦（公元1世纪晚期至2世纪早期）在位时期以广泛的商业活动、增长的财富、宽容的宗教和繁荣的城市生活及视觉艺术而著称。贵霜帝国内修建的许多佛塔、佛殿、寺院部分是佛教和商业阶层长期存在紧密联系的自然结果。这些贵霜帝国和丝路沿线的佛教寺院在商业活动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是旅行者安稳的休憩、聚会场所和银行或金库。

　　公元3至4世纪之前，丝路沿线几乎未留下佛教修行活动的视觉证据，除了鄯善（或楼兰）的米兰遗址发现的佛教壁画。米兰3号寺院遗址包括一个寺院、多座佛塔和其他一些建筑组成。壁画描绘了佛陀和六个比丘在森林中行走的场景。佛陀卷曲并有些松软的头发、有胡须的面庞都类似保存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希腊传统，还有一个比丘手中所持的棕榈树叶和所有比丘的剃发也显示了这种传统。

　　一个公元3或4世纪的中国金铜佛像也出现了胡须这种少见的佛陀面貌特征。最近检测发现，这尊佛像用了中国青铜时代发展起来并广泛应用的陶瓷片模具技术，因此可以明确推断这件佛像制作于中国。这尊佛像是少数几件证明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早期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制作佛教偶像的资料之一。虽然缺乏视觉图像、文献资料，尤其是佛经翻译证明汉代中国对佛教的认知和兴趣，但在公元1至3世纪之间宫廷中很可能有佛教活动。这个时期佛教多由外国僧侣或是中外僧侣组成的团队传授。大多数外国僧侣从更远的西方来到中国。安世高（约公元148—180年）出生于今伊拉克，支娄迦谶（公元147—189年）来自中亚；多产的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出生于丝路北道西部边缘的库车，他们都是致力于将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最著名的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