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 盛唐时期写本 敦煌写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敦煌之谓“学”，实在是一个基于中国学术史上其他各重要专题之“学”如“红学”（《红楼梦》学）、《文选》学、楚辞学、聊斋学，还有郦道元《水经注》的“郦学”等等所难以企及的一个特殊理由。它地处西埵，既非西周的秦陇（西秦文化），又非汉魏的河洛（中原文化），也非苏浙的江南（长三角文化）；若论对中国文化史的影响力，只限于魏晋以降直至北宋，时间较短。若论上溯，更有早几千年的上古金文甲骨文；论下延，也还有千年绵延的近世江南士大夫文化。仅凭中间这一段，连一介偏师也谈不上；而且还处于西域羌胡沙漠边塞，孤悬世外一隅，本来根本不足以让我们如此关心还竟然能形成“显学”的。

　　再说了，能与“敦煌学”相捋的，本也只有同属上古文化的“甲骨学”和“简牍学”。但粗略看看相似，而三者之间仍有历史细节上的不同。

　　“甲骨学”的第一代，即最早发现的关键人物是清末中国人王懿荣，这是源头。只是后来才有外国人关注并介入。与“敦煌学”最早发掘者就是外国人斯坦因伯希和明显不同；

　　“简牍学”虽然在初期已有不少外国人参与，但竹木简牍出土迅即脱水变形，保存、携带、收藏难度极大，必然会遇到文物保护和科技方面的挑战，这方面又不如“敦煌学”的出世珍贵文物能坦然行走世界，遍布英、法、俄、日了。

　　所以，对比之下，“敦煌学”无论从哪方面说，的确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如果更宏观地看，它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持久不断的魔力，其实是基于两个最关键的理由。

　　（一）田野考古的新学问引起社会好奇，和外国人前期介入所带来的“世界性”。

　　中国在清代本来就有金石家“访碑”的活动。比如孙星衍有《寰宇访碑录》，赵之谦有《补寰宇访碑录》，王昶有《金石萃编》，黄易的“齐鲁访碑”更是非常著名。但那是传统“金石学”的做派，是立足于文史文献的中国式立场。而“敦煌学”因为地处西域，传统金石学家的视线根本够不到；反而西方人的考古学方法以及由斯坦因们带来的田野考古、荒野跋涉甚至是探险活动，却能大展身手。过去我曾提到：世俗一般以为近代文物考古之学应该是古代金石学的伸延，但实际上两者性质迥然相异：金石学是文人学术之学，重在梳证“文史”；考古则是科学，更重在追究“文明形态”。“敦煌学”在最初尚未进入学者案头时，它就属于科学文明探险与考古的类型，在方法论上与“传统金石学”大相径庭，自不宜混为一谈，等同观之。

　　更重要的是，“敦煌学”的第一代发现者倡导者，不是中国传统金石学者，而是来自英、法、日等外国的探险家，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的大谷探险队，还有美国的华尔纳、俄国的奥登堡考察团等等，由于他们的探险和攫取盗买掠夺，才把敦煌文物带向世界各地，如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德国柏林亚洲美术博物馆、俄国圣彼德堡冬宫博物馆东方学研究所、日本京都龙谷大学……于是，就有了世界范围内无所不在的“敦煌学”，更有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编书流通、著书立说的“敦煌学”。这是“红学”“文选学”“郦学”哪怕是“甲骨学”“简牍学”都没有的学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