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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谈“敦煌学”随想(下)

2019-07-11 08:45:21  来源:杭州日报

  原标题:“敦煌学”随想(下)

 

敦煌莫高窟第14窟千手千眼观音

  最早提出“敦煌学”这一概念的,是陈寅恪先生。这是1930年的事了。如果从进入敦煌“盗买”敦煌文物的最早时间算起,也即是英国人斯坦因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1908、日本人桔瑞超1911年算起,“敦煌学”的被提出,至少是在事实发生的晚至二十三年以后。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

  “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贡献”。

  这就是说:“敦煌学”提出在后;而敦煌文物流失海外带来的国际化、世界性在前。所称日、法、英“诸国学人”,当然包括斯坦因、伯希和及桔瑞超辈。但在形成“敦煌学”的过程中,国内外学者们的成果鱼贯而出。比如在最初的十五年即1909-1924之间,就有罗振玉、王国维等的图像资料收集和印刷出版,罗振玉于1909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论文,这被指为“敦煌学”研究的起始奠基之作。更有学者考证以他此文最早应该刊印于董康诵芬室刊本一说。此外,罗氏还有《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鸣沙石室遗书》及续编等等七八种资料集,以及罗、王还有陈寅恪的敦煌写本题跋,其中大量的批注校读文字,勾画出了敦煌研究的资料整理、印刷流通的基本轮廓。而在同时期的日本,大批知名学者如狩野直喜、内滕湖南、滨田耕作等到中国来,也开始注意到伯希和的写本照片。其后神田喜一郎、石浜纯太郎、那波利贞等或赴英法寻找敦煌流失文献写本照片并作刊印,而这又刺激了中国学者的仿效。如同时稍后十多年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者刘复(半农)到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编成《敦煌缀琐》,以文献学的方法分三大类“俗文学”“文书契约”“韵书”;自然有了“学”的意识;而与早期的资料编辑刊布、介绍概说和题跋拉开了距离,可以说有了新的气象。三十年代,学者向达赴英,王重民、姜亮夫赴法,中国专家借助欧洲的敦煌资料,著述极多。如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敦煌古籍叙录》等基本文献,而同时的国内则有陈垣《敦煌劫余录》。在敦煌研究中的专题分类也已经日趋细密,如变文与俗讲、律令格式、契约文书、户籍资料,具体的人如张氏曹氏事迹、“归义军”之调查等等,总之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学者的“敦煌学”成果,已经具有相当的研究规模和高度了。若再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则有向达、王重民、王庆菽《敦煌变文集》,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它们构成了“敦煌学”在第二阶段的学科构架,都是今天研究“敦煌学”者的必读书目。

  遍检中国当代敦煌学史从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后这两个历史时期,我们大概能感觉到其间存在着重要差别。第一个时期1909-,是以收集、编辑、介绍、印刷流通为基本特色,各种资料的汇集是其主要成果。第二个时期是分类专题研究1930、1940-,是基于中国学者赴英赴法已获得大量一手资料后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术展开,比如文学领域中的敦煌变文专题、曲子词专题、文字释义学专题;又比如史学领域中的官制、律令、户籍契约以及人物之专题研究。而且,也开始涌现出一批专家:如向达、陈垣、姜亮夫、王重民、任二北、周绍良、蒋礼鸿等等,成为今天“敦煌学”第三代学术群体的先导和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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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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