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树上题款“嘉祐辛丑年崔白笔”

　　崔白花鸟用笔“疏放”更是“草草”

　　黄庭坚见崔白《风竹鹧鸪图》题曰“风枝调调、鹧鸪休休，迁枝未安，何有于巢”？依愚见：“迁枝未安，何有于巢”，正是一种晃忽不定的氛围，离惊惧慌张的感觉很近。黄庭坚作为同时稍后的名家，对崔白的画有此形容，何其精准？

　　但正是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关系，奠定了崔白在宋代花鸟画史上转折点的地位。在富贵华丽浓墨重彩的黄筌黄居宷甚至徐崇嗣一边倒的画风笼罩下，而以苏轼文同为萌起的士大夫文人写意水墨画又尚未兴起之时，怎么才能理解并勾画出从富贵到野逸转型的中间轨迹？于是，徐熙《雪竹图》式的水墨渍染，到崔白的水墨勾勒渲染的宋代典型花鸟画风的兴起——第一都是中堂大轴的“铺殿”“装堂”以迎合宫廷需要。第二是重写生，造型精确细致而不“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从重彩丹青艳丽辉煌，迅速转向只凭水墨的表现力即后来画论文献中点明的“墨分五色”观念；最多也即是“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墨线）与色不相隐映也”（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语）。徐熙“落墨法”启其端，而崔白以大批画作则总其成，如是而已。

　　除了从重彩铺陈到墨笔勾勒的历史发展关系之外，花鸟画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取向，是从工笔描摹走向写意的笔墨技法，在这方面，徐熙也已经是初露端倪，有所作为了。比如宋沈括《梦溪笔谈》录有一条，值得品味：

　　“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

　　“殊草草”“略施丹粉”，这些技法表述，都是明显指向后世写意花鸟画的。在五代徐熙的评论中有此，岂不得推为“写意”之先声耶？而到了崔白，则更有用笔“疏放”之喻，当然更是“草草”，亦属与徐熙异曲同工也。

　　从书画收藏鉴定史上看，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崔白《双喜图》在画面的树枝中，竟发现有题款“嘉祐辛丑年崔白笔”八字。这是崔白自己画完后题书？还是后人补题？北宋时尚未有画作上题款的风气。而且如此年号、时间、名款各色齐备，有如元明以后的风气和习惯；难道说，崔白竟是中国画题款文化的前驱先声？（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