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墨梅图》轴 25.9cm×67.7cm 1355年 上海博物馆藏

　　扬补之身后，画梅者当推元末的王冕。扬补之《四梅花图》尚简，折枝截景，讲究空白和题长跋，引入书法，这种风气在元初已经从花鸟画蔓延向山水画，如元四家的王蒙、倪瓒，烟波浩渺的画面上都有诗词长题。而到了王冕，不但以画梅著称，自号“梅花屋主”，更有今藏故宫博物院的《墨梅图》，本幅上题“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元章为良佐作）的脍炙人口的题画诗。

　　扬补之、王冕两代之后，墨梅、诗题、长跋、诗书画印一体化进程加快，文人画已成主流。至清代，如扬州八怪之金农金冬心擅画古梅，吴昌硕画梅超山并选梅林为身后墓地，乃至杭州世家高野侯因藏有王冕墨梅轴而自号“梅王阁”；这些掌故，都是在文人士大夫的梅花崇拜、墨梅画和咏梅题画诗词中不可不提的。尤其是近代大画家吴湖帆，收藏有宋刻宋印《梅花喜神谱》一函两册，极其宝爱，慨然推为首要，更自名其斋号曰“梅景书屋”。以吴湖帆世家书香艺事，自青铜器、石刻墓志、唐碑以下及宋元书画收藏极其宏富；而且还以精鉴独步天下，过眼法物无数，眼界极高，竟何以独独对《梅花喜神谱》偏爱如此，视为镇宅之宝？虽然有宋版书之贵重和宋刻宋拓之难觅的因素，但也反映出他对梅花作为文人象征的极度重视。

　　讨论古今关于梅花画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的诸种要素，除了扬补之《四梅花图》卷和王冕《墨梅图》轴、册的传世之外，利用木刻印刷化身千万的传播优势而致广大久远，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催化原因。如北宋华光仲仁的《华光梅谱》，南宋宋伯仁《梅花喜神谱》（吴湖帆藏），还有清郑淳道光刻本《后梅花喜神谱》，这些刻本画谱，对于梅花画风气的兴盛更是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普及推广的大效果——以仲仁、扬补之、王冕、金农、吴昌硕的[画家]构成一条线；以传世扬补之《四梅花图》、大量收藏于故宫和上博的《墨梅图》轴册又构成[鉴藏作品]一条线；再以刻本《华光梅谱》（北宋仲仁）、《梅花喜神谱》（南宋宋伯仁）、《后梅花喜神谱》（清郑淳）又成为[刻本画谱]一条线；如果再加上古今诗词咏梅、篆刻印章刻梅，这样多条线的脉络梳理，才让我们看到古往今来尤其是书画金石界对梅花文化的构成、催生、青睐、传播推广，是有充分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