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

　　不独战国秦时的青铜器铸造，早在从商周即西周中晚期开始，冶铸整器已有非常先进、不同于东周其他地域的方式。过去我们看一般大器，通常在器形确定后，若有铭文，会在内壁或表面的局部区块，由书手通过墨书为文字定位后，再在分块范型相应位置上刻出字形，形成器型以供翻铸，其后以铜汁浇灌而成器，再拆模块范型，整修全器外貌。检诸西周和东周及秦统一时，都以此法为之。但独独在西周的秦地，却有一种新的方式，使用可以连续反复压印的印模，每个字先以陶泥刻成单字篆书，再烧制固形、浇铸成方块印模部件，在器形上缀合成文。再进入到整器的翻铸工序中去。这种方法，与后来的活字印刷在原理上完全相近。周天子辖诸侯百家，唯西秦有此绝技。

　　陕西扶风（宝鸡）出土的西周晚期《大克鼎》，和甘肃礼县出土的西周晚期《秦公簋》，铭文均由印模打凿浇铸而成，在商周诸器中显得十分突出而另类。它足以说明：“秦印陶文”的“印捺”不仅仅在陶器上是如此应用，在更早的青铜器冶铸方面，也大有成功应用之例。更进而言之，这种字模缀合成篇又构成长篇大论动辄上百字的做法，很早就引起了金石考古学家的注意：金石学大师马衡评曰“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考古大家郭宝钧评曰“春秋而后，出有秦公敦（簋）者，铭文系用块块印模字字连续印成，这或者是受了图案印模的影响，推广到文字方面的尝试，应推为中国活字板之祖”。

　　西周秦地出土两大重器《大克鼎》《秦公簋》告诉我们，周天子王朝重鼎大器都已经有这样的“印捺”即以字模连缀成文的“印”的意识；反过来看秦印陶文的日常生活中，制陶作坊工匠取“印捺”以求独家商标兼求当时的陶器物品制造质量取信于世，岂不是顺理成章、毫不奇怪的吗？

　　如果把秦“印陶文”、秦诏版权量文字、《秦公簋》《大克鼎》的印模戳子方式、战国秦玺和秦印文字、秦半两，还有先秦《石鼓文》、秦《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峄山石刻》（宋摹本）等对比着看，秦文字的特征，与六国古文的确大有不同。但过去我们十分重视正式的青铜器铭文和诏版权量玺印钱币文字，却很少关注秦“印陶文”；而且过去秦陶文因处于民间底层，本是一个非常零散杂乱无据可考的存在，一般都是笼统地称“古陶文”或“战国陶文”，很少会把范围精确到“秦”更不会注意它在一般陶文之上更有“印模钤捺”的特殊价值，故特为拈出之。以此视这部《戎壹轩藏秦系印陶文专题展·图录》，能及时提供当代学林以珍贵而有序的新出土资料，洵属难得！（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