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宗族心理对魏碑横加诟病

　　北朝政权更迭频伦，版图犬牙交错。北魏统一后又进行数次民族大迁徙，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大融合。但这种交融程度有限，表面一统难以弥合内界秉性。传统宗族自尊自大之区域意识一直行逆作祟，尊崇自己与鄙夷他人之习气持续在漫延涤荡。

　　魏碑和南帖一样，都师出汉魏时期刘德昇、钟繇、胡昭书风一脉。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得详尽：“颍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这里所说“铭石书”就是指写于碑版的书体，以隶书为主，兼以楷化，在保持横平竖直、撇捺分张、蚕头雁尾体型基础上，出现钩趯之笔、方正之形。魏碑主要承继这一转型特征。而所谓钟繇“章程书” ，实质也是隶楷杂陈的新楷书，只不过是用于写奏章，并得到官方承认而已。“章程书”在东晋被“二王”体系得以继承和发展。所以无论是魏碑还是南帖，两者都是钟繇书系一河所沐、同胞所生，只不过“二王”书系在演进次序上先于魏碑而已。这从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出，魏碑与东晋、南朝新体楷书字体布局结构、求简趋势、虚实相间都基本相同，只不过因民族气质使书法风格存有差异，魏碑质朴刚劲，点画形态方折，结构纵横聚散，而南帖风流洒脱，形态干净利落，行笔自然中和。而正是因为民族区域差异和宗族意识，使得魏碑南帖由“花开两朵”变成“一枝独秀” 。

　　缘于少数民族，为保持宗族意识，魏碑多在文首罗列世系，历述先祖，以示荣耀，甚至不惜伪托与冒袭。这一方面表明在与南帖较量中，魏碑之固守与矜持；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与南帖抗衡中，魏碑之自卑与软弱。相反，南帖被世人认为是正宗嫡传，舍我无他，这种狭隘的民族区域宗族心理，造成“二王”书风犹如秦钟汉鼎，不可冒犯，也如决堤江河，倾泻千里。此种境遇下，魏碑被认为是旁门左道，下技末流，后期书法艺术发展自然无立足之地，为南帖所吞噬。

　　佛理禅味未给魏碑施以滋育营养

　　北魏多年战乱人民颠沛流离，为避祸祈福，求得精神寄托，加上统治阶级提倡，佛教之风盛行，崇神佞佛，建寺造塔，一时蔚为壮观。 《洛阳伽蓝记·序》记载：北朝庙宇之盛“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洛阳龙门开凿石窟，造佛像达万尊之巨，造像题记据不完全统计达两千块之余。佛教繁荣，促进雕塑和书法艺术发展。但是，这种从皇室推行的兴佛运动，主要目的是笼络人心，以期完成北方统一大业，终究是在外围、形式、浅表上为魏碑提供发展框架与契机，如同秦之抗击匈奴而北筑长城一样，仅因工程需要而铸就大批石刻艺人和雕凿者。表面上创作者是书法家，但实际上是匠人，表面是雕刻家，实际上是依样画葫芦之模仿秀，这就决定魏碑本身并不是出于对佛教之虔诚，而是应付皇室需要的艰苦差事。由于刻工不识文字，他们对文字书写笔画顺序也不清楚，每天敲敲打打乏味无趣，促使他们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如在魏碑之造像上，刻工在雕刻时往往追求连写带刻一次完成，刻法则更为便捷省工，多采取直刀切入，把笔画一律刻成直线，点刻成三角形，转折处内角多马虎崩奔，无意间呈现外方内圆之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