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接近的艺术体验和心理感悟。书论上常讲“纵横可象”“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计白当黑”“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等，都属于艺术体验与感悟的审美范畴。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悟，就难以获取深层审美认知，也就难以取得审美的实质共鸣。以“势”为例，“势”作为书法创作“力”“气”的运动状态，既是运动结果也是运动过程，在书法审美中举足轻重。汉蔡邕提出“九势”之说后，引起魏晋书家普遍共鸣，几近云集而响应，成公绥《隶书体》、索靖《草书势》、卫恒《字势》、王羲之《用笔赋》、萧衍《草书状》等都据此铺张渲染、浓墨重彩将“势”抬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究其原因，随着人性张扬，人格品藻介入艺术，魏晋书家已充分体验到，书法不单要以字形体为基础，更要在骨势、意势、气势等神态上付出艰巨努力，而“势”成为形体与精神互为表里的最好概括。而与之相反，宋朝因缺少魏晋书家这种字形与神情的双重体验与感悟，而更多集中在以“禅宗”来慰藉心灵，禅宗的“真指人心”“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诱发了“逸”审美范畴的形成，同时理学转旺，强调关键在于自己，自觉地以圣贤为榜样，以道德的实践来完善自身之德行。这就决定“势”在宋代不会得到广泛的回应与共鸣。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相似的创作特点和风格追求。书家创作不仅仅是将自己的情态转换成字形字貌，而且要通过风格和特点这个媒介，带着自己的意蕴、技巧和个性去影响、感化、诱导赏析者，以期获得认同和肯定。当然，赏析者共鸣也并不一定对原有作品照本宣科、原汁原味加以感怀与兴会，共鸣本身属于书法作品意象第二次创造，二次创作就会出现变异或级差，但相似的创作特点与风格，会使共鸣的衰减程度明显减少。作为皇家御用、清廷官用、殿试专用的馆阁体书法，精丽秀媚、工整娟秀的风格和平正均匀、应规入矩的特点，并不被书法艺术所看好，清洪亮吉、周星莲、包世臣、康有为等颇多非议，大加攻伐，但在同一风格相似的圈子中自然会引起共鸣，张照、汪由敦、刘墉、王文治等就极力仿效，推崇备至，本来馆阁体貌似整饬而毫无变化，光目呆板而毫无神采，他们却有意无意间放大夸张审美效果，不仅认为馆阁体点画素净、静雅内敛、雄浑坚实、骨力洞达、轻盈飘逸、婉转流畅，更进一步溯源馆阁体形成受益于史上楷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邃唐、柳公权等名家，这也说明，相似的书法特点与风格在干预着共鸣的客观与公正。（嵇绍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