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影（右坐者秦康祥）

秦康祥 手拓并题

　　秦康祥（1914—1968年）原名仲祥，后改名康祥，字彦冲，浙江宁波人，寓居上海。其曾祖秦君安、祖父秦际瀚、父亲秦伟楚三代均为在上海经商的宁波人士。幼时进冯君木先生在宁波后乐园开办的国学社学习经史文学。

　　民国初年，冯君木与陈屺怀等在宁波后乐园（现中山公园）创办国学社，招生仅十余人，讲授经史文学，先后培养了冯定、冯宾符、沙孟海等名人。冯君木精通经史词章，文思敏捷，并写得一手好书法。冯先生平时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强调“有人品才有文品”，告诫学生不能专读圣贤之书，应广学各家之文，自成风格。先生教书法也反对拘泥临帖，说临到头也不过似王羲之而已。他说习字首先要提高眼光，多观赏名人书画，博采众长于笔端，才能成器。若一味模仿，书奴也。先生更反对书法玄虚化，认为看字是欣赏，作品不是看人玩把戏。先生授徒，悉心教授且谆谆善诱。

　　也许适应这种私塾式的教育，上课时听冯先生讲授经史或听陈先生讲授文学，秦康祥坐得毕恭毕敬。而做笔记要求毛笔书写，于是秦康祥开始练习书法。他偶尔看到冯君木刻印章，觉得美妙无比，也用零花钱去画店买来刻刀印石，模仿老师学着刻印。听到刻石的嘎嘎声，冯君木踱过来观看，即兴指点一二，也有时接过刻刀和印石示范着刻上几刀。见秦康祥果真喜欢篆刻，冯君木说他于印艺不精，而他的同乡好友——在上海的赵叔孺十分了得，是一代篆刻名家，到时候可以为其引荐。秦康祥痴迷上了书法篆刻，买笔墨纸砚和印石就是笔不小的开支。秦康祥不敢跟父亲讨要，只能用有限的零花钱将就他无限的艺术学习。长年累月，秦康祥养成了自身节俭而购买文具十分大方的习惯，并把这习惯带入他日后的收藏活动中。

　　从此秦康祥的兴趣偏离了其祖辈擅长的颜料行业与钱庄生意，转向传统的文史艺术和金石篆刻。

　　秦康祥一生除治印外，对印学研究，收藏名印，制作印谱皆有嗜好。1943年，曾收集并辑褚德彝刻印成《松窗遗印》二卷，并题扉页，此谱有陈定山序，张鲁庵跋。1948 年辑成《睿识阁古铜印谱》十册，近千方，同时辑吴泽刻印成《吝飞馆印存》一册。1949年，辑钱世权刻印成《古笛斋印谱》。1950年辑成《乔大壮印蜕》两册。又辑印谱、印学大事记，惜未成稿。他对印谱、印学之努力，给后来研究印学的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秦康祥治印从师学入门，参阅先秦古玺，后以汉印为根基，故功力深厚，印风淳朴，法古而略有所变化。如“今虞琴友”一印，式仿古玺，而字之结体与用刀，似刻金凿玉，笔画细劲，结字通峭，意境深邃而幽雅，实源于古玺而具新意之佳作。

　　20世纪30年代初，有人将褚临本兰亭碑拿到秦家钱庄抵押。典期已到，抵押者无力赎回，碑被别人买走，流到社会。秦康祥听说后深感惋惜，从此开始追查兰亭碑的去向。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篆刻家张鲁庵得知兰亭碑的下落，把消息告诉秦康祥。20多年的寻觅，让秦康祥受尽了煎熬。他和藏家一接触，发现果然为原物，心里暗暗高兴。像唯恐失去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秦康祥价都没还就收进了。

　　一名古董商夹着裹得严严的包裹，神色匆忙地敲开天一阁的大门。接待他的是负责人邱嗣斌。古董商乃老江湖，深知什么样的货该送哪里。简单寒暄几句，便打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货。里面是一幅画，画卷徐徐打开，眼前竟是征寻已久而未得见面的《鄞江送别图》……邱嗣斌按捺住心中的激动，故作镇静地俯首欣赏。待来人报出价格，他立时显得表情僵硬——这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幕。《鄞江送别图》描绘的是清康熙十八年，清廷开明史馆，鉴于万斯同在明史研究中的成就，邀请他赴京修《明史》。万斯同“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置衔，不受俸”，客居京师江南馆20年修史的经历深得浙东士人的敬重。画作表现的是万斯同临别时，甬上文人依依送别的历史场景。此画也是浙东学派重要的文献资料。长卷上的每个人物都有名有姓，均为当时宁波的文化名人。更难得的是，如今后人能见到的万斯同像，就出自此画，这也是大历史学家存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画像。

　　那时的天一阁还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收购，可也不能眼看着这件国宝级的文物从眼皮底下消失，邱嗣斌心急如焚。情急之中他跑到上海，求助老友秦康祥关注此事。他的愿望很朴素：天一阁收不成，画作总归要落到宁波人手里。秦康祥可是古董行中的熟客，老朋友通报的信息似乎让他意识到某种责任落到肩头。打那以后，他每遇时机，都会经意不经意间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