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皇太极御制鹿角椅（沈阳故宫博物馆馆藏）

　　雄才伟业 八旗扬威

　　1626年9月的一天，天气澄明，风和清美，城中百姓欢欣雀跃。大政殿前一场声势浩大的登基仪式即将开始。大大小小的法驾、卤簿排列整齐，形式各异、长短不一的蒙古号角、金铜号角等乐器一字立于两侧。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及诸贝勒、大臣及文武百官集聚殿前。只见皇太极率领诸贝勒群臣走近焚香炉前，进香告天，行九拜之礼，然后走向九龙金漆宝座，台下诸贝勒大臣文武官行朝贺礼，场面隆重而庄严，一个新的王朝即将跃跃欲试地奔向遥远的龙廷。

　　皇太极继位之初，国家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部汉族农奴的逃亡和暴动此起彼伏，内部由于“先汗旧制”使得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共治国政所带来的分权统治，造成后金社会发展和内部矛盾日益加深，八旗贵族和诸贝勒各种阴谋活动暗暗滋生。为此，皇太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

　　但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满汉民族间的分配不公，和后金内部对皇权的觊觎，所以在民族政策上，皇太极采用“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一律量才录用”等有效政策。

　　此外，对汉族的统治还要融汇到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之中，比如笼络明代官员，并委以重任；鼓励学汉语，读汉书；修定《离主条例》，使汉族脱离满人控制下的奴仆身份。而且，在房屋庭院的建造和所用物品的设计上，融入更多的汉族艺术风格。

　　沈阳故宫珍藏的这把鹿角椅就很有汉族味道，它的造型款式质朴，线条流畅并不繁缛，看起来清爽简单。特别是椅背上、下部位置的透雕穿花，椅座边框和座下牙板的线条以及藤编座面，确实含有一些明式家具的特点。这也说明皇太极对汉族艺术风格在建筑和物品上的体现是完全接受和认可的。这一思想理念与其父努尔哈赤相比，更有进步的意识，其心胸的宽广和非凡的睿智由此可见。

　　“四大贝勒共治国政”的“先汗旧制”，是皇太极即位之初又一尖锐的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皇太极汗位确立的关键所在。英明的皇太极果断决定，打破祖宗法度，最先在朝廷之上，笼络一批年青的弟侄委以重要的职务，成为自己的心腹，为己所用。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设立“八固山额真”一职，允许他们与诸贝勒共同议政，“总理一切事务”的权利，并由自己亲自委任的八大臣担任。这一新职务的任命，无疑大大加强了皇太极的指挥权，在政治和军事上完全听命于皇太极的安排和指示。皇太极设法推出的这些政策，目的就是要逐渐削弱和他共同治国的诸贝勒实权，加强民主集中制度，使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共同执政的形式，迅速改变为一尊独大的状态。

　　在军事上，皇太极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断扩充和加强各民族融合，相继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原有太祖时期建立的八旗改为“满洲八旗”，各民族的八旗子弟成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为清王朝最终一统江山立下赫赫战功。可以说八旗是统治全国的基石，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得八旗者得天下，皇太极深知其中的道理。起初，皇太极虽有汗王之名，但在军事任免和使用上还只是领导一正黄旗而已，如今八固山额真的设立和对各旗主的暗中设计，使皇太极在八旗中的权力逐步强大起来，军事的把控权稳操胜券，在诸贝勒和各旗主势力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皇权”与“旗权”是大清命运不可分割的脉搏，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

　　试看皇太极御制鹿角椅可发现，此靠背上这只糜鹿角有被削掉和打磨的迹象，说明原鹿角并非只有八个枝杈，而是经过加工削磨有意识保留成八杈的。椅背的左右两侧各四杈向外延伸，一杈在前，三杈在后，这与八旗分左右两翼，每翼四旗各有一上旗为首旗极为相似。可见，这鹿角的八杈与八旗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刻意而为之。

　　八旗制度的建立和八旗官兵的英勇无惧，都表现了满族原有治国本色，而鹿角椅这一治国之本的“旗帜”，更鲜明地告诫后世子孙，切莫丢弃“国语骑射”的教导。在一些古代文献中，常有提到鹿角椅作为教诲后辈永远发扬“骑射”的记载，牢记祖先创业之艰，以固国本之意，这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