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小本式明信片封面

张元济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展现商务印书馆工作场景的明信片本就少见，成册装订的小本式明信片就更为稀有了，近日竟有幸觅到一册，不由浮一大白。不敢私赏，正好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小小纪念。

　　明信片这一邮政载体发明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欧洲，大约十多年后，这一新颖别致、方便实用的通信用品就传到了中国，并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中上层人士的广泛认可。清末民初，明信片的寄发收藏已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略作统计就能发现，从苏曼殊、李叔同、胡适、郁达夫，一直到蔡元培、张元济、毛泽东、周恩来，很多文人雅士、政坛精英都有这种特殊喜好。而在近代中国的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对明信片这一舶来品种可谓情有独钟，发行既早，数量也多，在众多同业中称得上一枝独秀；它发行的明信片甚至走出了国门，在历届世博会上都有展售，弘扬了中华文明。

　　这册小本式明信片，全本12枚，另有彩色封面，装订一册，小巧玲珑，惹人喜爱。明信片展现的画面更有惊喜。编译所场景的有三枚，占了大头，其中一张为编译所图书馆内景照。这个图书馆就是大名鼎鼎的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原由编辑工作需要，续有书刊购置备查。至1905-1906年间，由蔡元培介绍，购得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全部藏书，渐成规模，遂聘目录版本家孙毓修主其事，1909年定名涵芳楼，次年底改称涵芬楼。此时尚属于内部性质。后陆续“收有秦汉十印斋、小闻斋、持静斋、意园、艺风堂、密韵楼以及天一阁等著名藏书楼、版本家散出之藏书精品多种，……其规模为亚洲之冠”(汪家熔 《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刊1997年8月5日 《读者导报》)。“商务”董事会遂决定扩大规模，建立一家具有公共文化设施意义的图书馆，议定拨款11万元，在闸北宝山路修建一座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大厦。1924年建成，命名东方图书馆，1926年“商务”建馆30周年时正式向社会开放，“读者只需花二个铜板的入门费，便可以在开架的书架上任意选书阅读，整天流连”。(陈江《东方图书馆———文化宝库和学者的摇篮》，刊1996年12月11日 《中华读书报》) 至1930年更开放外借，造福社会。东方图书馆藏书约50万册，收藏之富、之精，当时在中国在远东均名列第一，很多年轻人当年都将这里视为一所社会大学，在此勤奋苦学，有的日后成长为知名学者。这样一座文化宝库，却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投掷炸弹，纵火焚烧而毁于一旦。当天纸灰飞扬，弥漫上海天空，从闸北一直飘落到几十公里外。编译所图书馆这张照片摄于清末，为我们保留了难得一见的涵芬楼内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