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鹤图轴（中国画）清·虚 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的三大画科之一，也是中国画中最富于民族文化特性的表现门类之一。其描绘对象不仅仅是花与鸟，而是泛指花卉、蔬果、草虫、翎毛、六畜、走兽等各种动植物。北宋《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云：“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可谓一语道破中国花鸟画独特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蕴。

　　延绵民族文化数千载

　　花鸟画题材的起源很早，在远古时代就随着人类文明的孕育而产生。如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样就已有各式的花叶、鸟兽、虫鱼等，至商周时期，不论是青铜器还是玉石雕刻，都常出现龙凤玉蝉等变得更为复杂的形象，进而又出现在春秋战国的漆器、壁画、刺绣等实用装饰艺术中。战国瓦当中已有林木双鸟、树木双兽等花鸟纹样，至东汉，陶仓楼上的壁画出现了一般认为最早的独幅花鸟画《双鸦栖树图》。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花鸟画逐渐独立成科，晚唐五代已形成不同流派。

　　在隋唐两宋近700年间，花鸟画名家辈出，将以工笔形态为主的花鸟画推向高峰。唐代画家重视写生和观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追求“妙得其真”，出现薛稷、边鸾等名家。五代时期，黄筌、徐熙拓展了花鸟画的表现形式——写实和写意。“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分别代表宫廷画院之风与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清趣，启花鸟画“工笔”与“墨笔”之分，成为后世争相效仿的对象。

　　宋代是中国花鸟画的成熟和鼎盛期。北宋前期，黄家“钩勒填彩，旨趣浓艳”的富贵风为世人所尚。其后，崔白发挥写生精神，探索表现花木鸟兽之生意，让花鸟画摆脱装饰图案遗影，打破“黄家富贵”格式，开宫廷绘画新风。其对写意技法的拓展，让花鸟画得以进一步自由表达艺术家的灵性，画法也变得轻松自如、意趣横生。北宋后期，由于宋徽宗赵佶对书画的痴迷和身体力行的推动，花鸟画以院体为主流进一步向工笔写实方向发展，笔法细腻娴熟，格调高雅，工笔花鸟画达到巅峰。

　　宋代在理学、文学、史学、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拓展，推动着艺术创作、人文交流与鉴赏。一方面，“格物”精神的倡扬，让画家乐此不疲地探究四时花草的变化规律、珍禽异兽的活动特性，以及自然形象背后所蕴含的生命意蕴，花鸟画体法更加严谨、工致，在传神、格调等方面进入新的境界；另一方面，随着造纸技术的成熟，苏轼、文同等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提升、积极参与艺术活动，水墨花鸟因人文情怀的注入初步形成独特体系。

　　元代，随着文人画鼎盛，诗、书、画、印开始融合，赵孟頫、“元四家”等“作画贵有古意”以及“书画同源”等艺术主张，会同道家“出世”的生命哲学，推动花鸟画向更为注重笔墨、追求意趣的方向发展。至明清两代，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心学”兴起，明代绘画在技法上有了更多突破，以徐渭和陈淳为代表的写意花鸟画迅速生发，“青藤白阳”与后来的八大山人等将中国花鸟画写意精神推向巅峰。

　　艺术的发展脱离不了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变。应该看到，明清逐渐形成的书画市场，以及大众的审美需要，让花鸟画呈现雅俗共赏的面貌。后世的恽寿平、“扬州八怪”、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在艺术上别出心裁，在画面中集合了笔墨和色彩，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王雪涛、郭味蕖、孙其峰等画家，形成近现代花鸟画的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