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枝春早图（中国画）元·王 冕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奔涌民族文化原动力

　　美的创造、传播和继承，总是应和着本民族、本时代的情感需要。毋庸置疑，千百年来，中国花鸟画一直在民族文化所赋予它的原动力的推动下发展着，在题材之外不断深化其原有的精神内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花鸟画一方面不断充实自身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要求，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陶养人们的审美情趣。

　　花鸟画的民族文化原动力，是以花鸟拟人、表情的寓意性。《芥子园画谱》有载：“古诗人比兴，多取鸟兽草木。而草虫之微细，亦加寓意焉。”花鸟画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通过主观的诗性和文学性审美方式抒情达意、托物言志，形象性地展现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

　　我们的先民曾将自然中的花鸟变幻为图腾，表达对大自然的原始崇拜。原始社会，人们常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视为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图腾实际是一种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人们相信它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它们的力量和技能，让族群不断繁衍壮大。虽然图腾信仰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模糊，但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它逐渐演化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让生活充满文化寓意。这种文化寓意也影响着花鸟画的发展，甚至呈现为某种圭臬，不断被程式化和重复表现。如花鸟画中常见的石榴、葫芦、蝙蝠等，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具有“多子多福”“福禄”等吉祥寓意。

　　作为一种寄情于天地万物的艺术，花鸟画更是体现比德思想和“赋比兴”手法的广阔天地。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中国花鸟文化的精髓。画家通过隐喻、象征、通借、谐音等艺术手法寄托生活中聚积的情感和美好愿望，并假以笔墨的独特性，达到自然载体、个性笔墨、意境意趣的统一。花鸟画不只是在客观地表现对象形态，通过情感寄托，它既能引起大众共鸣，也能给予观者某种联想空间。如《宣和画谱》所描述：“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不难看出，花鸟画中的题材除了祝福寓意外，也在抒发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趣和精神操守，满足着每个时期寻常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正是中国花鸟画熠熠生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从某种角度而言，花鸟画也是自然生态美学的产物。作者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自然本身的生生之道为审美原动力，以“写生”这种独特的体察手法，从生态审美的精神视阈体现对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和同一性的重视，倡导生命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彰显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文化主张和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