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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临《华山碑》赏析

2019-05-08 09:50:46  来源:北京晚报

清 高翔节临《华山碑》

汉 《华山碑》(局部)  

  汉代是隶书繁荣的时代,“每碑各有一奇”,汉碑的风格变化和时代的演进是默契的。总的来说,分为两种:开拓型,风格极其强烈;温和型,风格不太强烈,对于入手汉隶大有好处。个性极强的碑帖,一般人难以驾驭,就像红鬃烈马,不是人人都能骑,倚天剑也不是人人能玩得起。个性不强的汉碑,所谓个性强烈与否,只是相对而言。知名的汉碑,严格来说,都是有个性的,但未必适合所有人。譬如人看病,吃中药讲究先调理,再慢慢治,如果一开始就下猛药,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种个性相对温和的碑帖,如果加入一点自己的想法,是可行的,也能体现出自己的风格。

  其实,《华山碑》就是个性极其温和,适合大多数人临学的碑帖。不管风格如何奇特,根基一定要“正”。汉隶属于书家的“奠基之作”。

  高翔属于“扬州八怪”的一员。对这样的背景也要探讨一下。“八怪”远不止八人,有多种说法,但有几个人属于核心人员。其中的关键字有三个,首先是“八”,国人喜欢吉利数字,不难理解;其次是“扬州”,为什么只有扬州出现了这样的艺术家群体?主要是商品经济的繁荣,有了庞大的文化需求,字画只是其中消费的一部分;再次,就是这个“怪”字。“扬州八怪”乃是后人的总结。当时这些人寄居扬州,主要是为讨生活“抱团取暖”。“八怪”当中,每个人的成就和影响并不一样。在民间,郑板桥名声最大,在艺术史中,金农实力和影响力最强,比起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高明许多,但民间更易接受“六分半书”,“漆书”则是“高书不入俗人眼”。郑板桥似乎成了“八怪”的符号甚至代言人。实际上,“八怪”之“怪”,更多是指向盐商的口味。俗话说,有钱就任性,就会有各种需求,有时也不免刻意求怪。其实不独八怪,几乎所有当时在扬州生活的书画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迎合”,于是就出现了“怪”的潮流。这其实是书画家的应酬。

  有了这样的铺垫,再来看高翔的《华山碑》临作,就很客观。此作临写于雍正丁未年,时1727年,高翔40岁。整体风格一点都不怪,不仅如此,还有些中规中矩。这又该怎么理解? 原因之一,《华山碑》本身就是温和型的,没有特别强烈的风格。就高翔本人而言,个人法度仍未确立,处于探索的过程当中。

  原因之二,古人临摹的态度,以忠实为根本,所谓的意临,乃是个人之意,水到渠成的结果,并非随意而为。

  要说高翔的隶书“怪”,那主要是右手病变之后。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亦有类似的人生经历,从右手改为左手,开始的不习惯以及左手必定出现的稚拙,加上因身体残疾带来的种种生理和心理的病痛,使得胸中的郁勃之气喷薄而出,从而出现了奇异之变。这件临作,可以看到“八怪”之一的高翔,在右手病变之前,如何地谨受法度。其怪不只是单纯的形式,也并非单纯地刻意求怪的结果,而是由正及奇。

  《华山碑》全称《西岳华山庙碑》,立于汉延熹四年(161),是汉碑隶属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与《礼器碑》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用笔方圆兼备,藏露互见,笔道丰满厚重,方整沉稳之中多具波磔变化,特别是波挑、波磔这两个主笔的写法绝不机械地重复。波挑收笔,有的圆润,有的方整,有的肥而饱满,有的瘦而峭拔,于其笔道的粗细变化、波磔跌宕的细微差异就更多。结字堂堂正正,总体上属横势扁方,但每个小部件的写法也独具匠心。碑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

  高翔(1688-1753),字凤岗,号西唐,擅山水花卉,间作佛像人物。篆刻与汪士慎、丁敬齐名。又与高凤翰、潘西凤、沈凤并称“四凤”。少时崇尚石涛,后常相往来,受益颇深。清朝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石涛死,西唐每岁春扫其墓,至死弗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深。晚年时右手残废,以左手作画。(鸣仁)

编辑: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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