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博物馆（原上华严寺）珍藏有朱熹易经碑四通，为大同现存碑刻中的稀世珍品，此碑以其精美绝伦的书法艺术、雕刻艺术令行家赞叹，同时以其易理的玄妙而引人入胜，唯可惜历代各家《金石录》都未著录，故而知者甚少，有见到它并能领略其神韵者，又莫知其所由而来，于是人们对此此碑产生种种猜测甚至误解。

　　朱熹书写的《易经》文字碑，曾镶嵌于上华严寺大雄宝殿正面墙上，见者甚多，引起重视，碑共四通，皆高157厘米，宽64厘米，每碑皆字4行，行8字，字大16×12厘米，保存完好，文字与书法的价值都是上乘的，兹简述如下：

　　文分三段，皆节引自《易经》,并构成一篇完整的释易文章。

　　第一段，引向《系辞上十一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封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第二段，引自《系辞下二章》“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段比原少8个字，即在地之宜后删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一句)

　　第三段，引自《说卦三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封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接着是与正文相同的字迹：“朱熹书，蔡元定刻”。”碑尾是欧柳体小字一行：“崇祯戊寅孟冬吉旦，郡守关西屈锤狱刻。”

　　朱熹，字元晦(1130—1200年)祖籍江西婺源，成长于福建，并在福建讲学，所以称他的学派为“闽派”,他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继承二程的“洛派”,创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是儒家学派中继孔子以后对儒家思想体系影响较大的一位思想家。蔡元定，是朱熹治《易》的学生和朋友，人称西山先生，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理学家。

　　朱熹在“易学”研究上，造诣颇深，他把“濂派”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加以发展，组成他自己哲学体系的核心部分，著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使易学在南宋时期进入理学化的阶段。

　　《易经》大约成书于殷周之际，本是记录古代卜筮之书，但它涉及到古代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保留了古人对这些现象的朴素唯物观念和辨证观念，特别对一分为二的认识相当丰富。但自秦汉以来研究《易经》者，都以各自的观点解释，魏晋玄学家把易经玄学化。宋元理学家又把易经理学化。

　　朱熹对“易”解释则是以其万理一源”的哲学体系为本，主张世界事物“统体是一太极，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极，从而把“易”的太极引入到自身哲学的核心中，此碑文即朱熹易学思想的集中表现，既反映了他“理念”的思想体系，又对《易经》作了概括与总结，因而是很有研究意义的一段文字。

　　朱熹

　　朱熹不仅是著名的理学家，同时也是很有成就的书法家。朱熹的书法端庄稳健，苍劲有力；姿态雄浑，笔锋古拙，脱出颜柳欧虞的拘谨，超越苏米蔡黄的飘逸，而自成一格。其作品传世不多，但声誉颇大，像如此大篇幅而又十分完整的朱熹墨迹实为罕见，此碑不仅能表达朱熹书法的风格，而且显示着是成熟的作品。

　　按《朱子年谱》“四十四岁二月，如婺源省墓，蔡元定从”“四十八岁十月，《周易木义》成。”据此推算，笔者认为此碑可能成于朱熹50岁左右的时期内，他的书法比早期书写于白云峰的字迹更加老练深沉，加上蔡元定卓越的刻工，把朱书的神态充分表达，因而此碑可为朱熹书法的代表。

　　但是此处四通碑，并非原刻。而是明末郡守屈锤狱的模刻，对此碑尾附记明白直书，分析模刻此碑的原因，其主要者应是：屈氏就任大同之际见学宫中有文征明诗碑而无朱熹墨迹，按洪武遗训：“以先生(朱熹)之书立于学宫”的准则欲留迹于大同，故而将其珍藏的拓片，仿文氏诗碑的做法，（文征明诗碑，笔者另有文于去年发布）于1639年模刻而成，并树于学宫直至清末民初，此四通碑仍镶嵌在府学明伦堂正壁之上。

　　屈锤狱

　　查有关金石、墨记等，未见著录此碑者盖因，南宋权相韩侘胄的“伪学之禁”,矛头直指朱熹，朱熹被逼罢官后不久而卒，理学派人士都遭沉重打击，蔡元定被贬。他们的碑刻自然在清除之列，所以原刻早已淹没，幸存者仅能是拓片传世。屈氏家藏此拓片，到明朝末叶，业已是稀世珍品，此际在大同模刻也是一番有意义的创举。

　　同时屈氏在模刻时是忠实于原作的，比如第三碑倒数第二字空白一格，只勾画了个轮廓，似为当时刻碑的误衍，屈氏末加修饰，照刻不改，显示出屈氏是深知文物宜存原貌的见解。

　　1949年后，将此四通碑镶嵌于大雄宝墙上，也有相当的意义的。因为在朱熹的“万理一源”的太极论中，还渗透了佛教华严宗的“一多相摄论和禅宗的“一法遍含一切法”论，等思想，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这样一来，不论在艺术上或思想内容上都可构成一组融洽的文物之群，可惜当上华严寺划归佛教僧人管辖后，此四通碑也和文征明诗碑一起迁入大同市博物馆库藏很难见到了。

　　华严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