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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内蕴 现汪洋浩荡之象

2020-12-14 08:52:18  来源:辽宁日报

  董源 《潇湘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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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①苏轼 行书 《洞庭春色赋》 ②苏轼 行书 《中山松醪赋》 (为方便读者鉴赏,编辑将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书法长卷图片拆分,截取①②片断) ③清 吴鼒画《苏轼像》 ④苏轼 行书《阳羡帖》

 

        本报记者 凌 鹤 

  品读

  董源《潇湘图》 平淡天真得自然之趣

  张 船

  《潇湘图》,五代南唐董源作,500毫米×1410毫米,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平淡天真,得自然之趣”是中国古代山水画追求的境界之一,五代代表画家董源的《潇湘图》正是因为“得平淡天真之趣”,而备受后代文人画家的推崇。

  《潇湘图》可以说是一件能够代表董源山水画较高艺术成就的作品。作者以江南平缓的山丘为创作题材,采用非常开阔的构图方式,观者仿佛是站在很远的地方遥望画中的景色一样。在笔法上,董源首先运用披麻皴勾画出山川的状态和起伏的峰峦山石,然后使用点子皴的浓淡变化展现出群山的远近次序。其中又加以淡淡的笔墨晕染出一片片淡薄的烟云,潮湿温润的江南景象跃然于纸上。

  展开画卷之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段碧波荡漾的江水,江上有一叶小舟正向岸边驶去。船上一个穿红衣的人端坐在其中,滩头上一群人载歌载舞。远处的山势虽然平缓,但郁郁葱葱、欣欣向荣,山脚下的树林中掩映着几处农舍,岸边上十几个渔人正在张网捕鱼,这种平淡安详的生活场景与旁边的喧闹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但二者又显得和谐而不冲突,显然这正是画家对画面极强控制能力之绝佳展现。可以说是“平淡天真,得自然之趣”的典范。

  对于该作品是否为董源真迹,我们一直沿用作品题跋的说法。明代董其昌在卷中引首题:“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但我们从这句话中并不能了解董其昌是如何判断此画为董源真迹。

  在北宋著名书画理论家郭若虚看来,董源的山水画可以说是同时展现了当时两种流行风格的主要特征。郭若虚认为,董源在使用墨笔皴法进行创作的时候,非常类似于之前的大画家王维,而在给画面上颜色的时候,又与之前的李思训十分相似。因此,郭若虚认为,董源作品的面貌是相当丰富的。郭若虚见过较多董源的作品,二者生活的年代也较近。其画法、风格和意境也与史料上面描述的董源风格十分接近,同时又有历代鉴赏家的题跋,因此,此画被公认是董源的真迹。

  提示TISHI

  辽博推出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的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与旅顺博物馆珍藏的《阳羡帖》同台展出,这两幅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再次引发特别关注和研究解读,对当代书法创作如何结合时代,反映家国情怀、反映道德文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以下简称“《洞庭中山》二赋”),作于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是苏轼晚年书法精品。前后总计680余字,为其存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件。正文单字大小约如古钱,结体略扁,呈左低右高之势,下笔从容,行笔流畅中见稳重,通篇精气内蕴,隐现汪洋浩荡之象。卷后有元代张孔孙,明代黄养正、李东阳、王穉登、王世懋、王世贞,明末清初张孝思等诸人跋。苏轼的书法名篇、著名的《阳羡帖》也在展出之列,共68字。两件作品都被《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关于作品的当代解读,记者采访了几位著名的学者、书法家,他们的观点启思益智,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经典名作。

  浸满文人心性,自然表露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著名学者、书法家张振忠教授认为,在“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观赏苏轼的书法长卷《洞庭中山》二赋,仅抱着对待一位书法家的视角和态度去品鉴,是很容易流入偏颇。苏轼在唐宋散文大家里的历史地位,只有从文人、文化的角度审视才能确评。在文人的背后,还有苏轼的仕途人生和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历史背景。从这个角度说,书法是苏轼艺术人生、政治人生及时代风范的载体。

  作品先工稳后灵动,自然率真,平和畅达,已经看不见“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豪迈,也没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洒脱,而是沉静、坦然。那一份静待世变的大气,轻松淡定地流淌在笔下,灌注在了《洞庭中山》二赋之中,表达苏轼用文人情怀审视世事风云的更加旷达的内心境界。

  苏轼的政治人生是坎坷的,但始终不曾放弃儒家“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苏轼的文化人生则壮阔丰满。他是散文家,是韩愈、欧阳修之后的扛鼎之人;他是诗人,留诗2700余首,是北宋诗人之最;他是豪放派词人的代表,谁人不唱“大江东去”?我们还读到了他的赋。这样一个诗词文赋俱取得极高成就的文人,还是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他在政治人生和文化人生两种人生境界中率性地切换流转,生成一种文人的文化境界。在文学和艺术的天地里,他论道参禅,游心世外,用享受生活、参悟世事的放旷态度回归成一个真我。所以,在欣赏苏轼所有的书法作品时,如果说他的偃笔和压迫感是政治人生的表现,那么,他的宽博和流丽,则是一种现实的胸襟和人生态度。

  张振忠说,当代学书崇苏者甚众,所有学苏的人都应该切记,苏轼的书法,无一不是文人心性的表露。

  酒助翰墨,执笔无定法

  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卢林认为,从苏轼的书法长卷《洞庭中山》二赋中,可略窥其书法观之大意:

  “书无意于佳乃佳。”苏轼甚爱此作,往往为客书之。其文辞优美,托物寄情。仙气盈纸,意态纷呈。作者专注沉浸于书写内容,自然流露出笔情墨趣。可以说《洞庭中山》二赋的文学意义大于书法意义。苏轼好酒,而“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酒名亦充满诗意,使人浮想联翩,酒助翰墨,呈现出超逸之气。

  “我书意造本无法。”这里所说的“无法”颇具禅意,就是不拘泥于某家某派,自然流露出端庄典雅之晋唐气象。所谓的“法”融汇于胸中,流淌于腕下,笔势往来提按完全消解于专注优美文辞的自然书写过程中。

  “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左低右高,结体扁圆,墨线丰腴,骊珠滚纸。这是苏轼书法呈现出的特色。而苏轼的自作诗为我们理解他的书法特色提供了一把钥匙。有人分析苏轼执笔有可能像今天我们拿铅笔写字的状态,古人席地书写亦如此,从流传至今的描绘古人书写形象的美术作品中可略窥一二。可以说,笔在苏轼手中不是僵硬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所谓的“五指执笔法”,是“无定法”,是“虚而宽”。

  从这次展览中呈现的书法来看,古人的确把书法作为“文人末事”,第一是治世经国,其次是道德文章,而笔墨则为记事耳。但“小物通大道”,从这些珍贵的墨迹中可见其忠肝义胆之人品,可赏其昭灼日月之才华。望洋兴叹,高山仰止。

  文书合璧,一股清流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书法家马新宇博士谈道,《洞庭春色赋》约为苏轼在元祐七年(1092年)出知颍州时所作,《中山松醪赋》则为元祐八年出知定州时所作。据载,苏轼晚年多次书写二赋,遂有“所谓人间合有数十本者”之说。又有资料记载,苏轼素不能饮,却对酒情有独钟。“洞庭春色”“中山松醪”皆为酒名,因酒赋文则意不在酒。

  辽博展出的《洞庭中山》二赋乃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英州途中所书,时年57岁。文意豪迈畅达,书法亦能沉劲雄健,堪称文书合璧的乘兴之作。有人评价:“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相当中肯。

  唐代时,各种书体均已确立了以名家楷模为核心的完整技法审美体系。此后,书法的发展便进入以儒家文化为根底、以法度秩序为参照、以阐发经典为核心的新阶段。其中,苏轼等北宋士大夫书家重品格、重个性,师古而不泥,避俗而能新,堪称一股清流,又极具精英文化色彩。

  在“尺牍书疏”中感受历史的“千里面目”

  著名学者、书法家、荣宝斋《艺术品》期刊主编王登科博士,对“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的苏轼行书《阳羡帖》进行了解读,有助于读者理解此帖的价值与争鸣。

  《阳羡帖》共68字,记载了苏轼与友人通信商量买田之事,字形结构虽锋芒毕露,但又不失敦厚朴实,尚有《兰亭集序》的笔意,又超越于刻意锻炼。略显刚柔相济之态,笔意婉转,格调淡然,恰好能体现作者意欲归退,却怀揣不安的心境。此帖经元代郭畀、陆友,明代沈周、崔深、项元汴等收藏,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苏轼《阳羡帖》今藏于大连旅顺博物馆,其身世扑朔迷离,有多种传说。王登科分析认为,此帖自明代起有很多名家庋藏过眼、题跋,及至清代又入内府,即便专家多有争鸣,但其文献与艺术价值仍巨大。尤其是苏轼名款的手札作品,更是难得一见。

  作为一代“文宗”的苏轼,以天纵之才,光耀古今。他一生不以书家自道,正如他自己所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这不是炫耀词,是真实语。他的书法是他精神气度与心灵品质的情境再现,是他人生修养的表征,更是“天水一朝——宋代书法”的典型代表,它标志着书法与世俗人生在一个特别时代里的深刻遇合,开启了书法艺术波澜壮阔的先河。

  这次通过“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观众能够一睹此帖真容,可谓有“眼福”,正是“无限奇珍供世眼”。但愿通过此展,我们能如古人一样,在“尺牍书疏”中,感受到历史云烟的“千里面目”。

编辑: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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