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纪念梁思永先生，他为中国考古学而生

　　◎郭静超

　　本期，我们给大家讲一个伟大的中国学者的故事。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了一次气氛热烈的欢迎茶会，以庆祝上一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中国人领导和组织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会上，此次发掘负责人李济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在演讲中说，他们二人搞考古都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

　　他们在等待着中国第一位科班出身的考古学者学成归国。他就是梁思永。

　　得知人们对儿子的期待，梁启超又高兴又惶恐

　　1920年代以前，现代考古学于中国而言，还是一个没有落地生根的西洋学科。梁思永之所以选择如此冷门的专业，与他的父亲有关。他是梁启超先生的次子。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极力推动考古学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20世纪初，梁启超即撰写文章介绍丹麦古物学家汤姆森著名的三期论。汤姆森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期来描述欧洲史前史。该学说在19世纪6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至今仍然用于世界各地的史前考古学。梁启超因此倡导依此学说，来撰写中国史前史，而非神话传说，“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绝不为过。”沈颂金在《梁氏父子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一文中如此说。

　　梁启超还担任当时的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一职，大力支持田野考古工作。1926年，李济赴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时，梁启超曾两次给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写信，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予以支持。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李济的考古工作因此得以顺利展开。

　　1926年10月，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访问中国。梁启超参加了10月22日举行的欢迎会，并作了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著名演讲。他在演讲中回顾了中国考古学之前身——金石学的成就，同时还极具前瞻性地展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他认为中国考古学既要有意识地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又要提倡先进方法和人才培养。他相信“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

　　“梁启超是把近代西方学术介绍到中国的传播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思想的创始人。他提倡运用多种材料研究史学，其中包括考古学材料。在中国考古学正式诞生之前，他就已经为考古学的传入做了很多铺垫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如是说。

　　梁启超将融合了西方考古学理念的新史学思想传播到中国，同时也指导自己的孩子成为实践这一理念的先行者。九个子女中，梁启超希望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学，于是送他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因此，在1927年欢迎李济从山西考古归来的茶话会上，当他听到两位走在中国考古学最前沿的人自称“半路出家”，并说梁思永才是“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时，其内心应是十分激动与高兴的。当天晚上，他就给梁思永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是非常努力才好。”

　　梁思永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正努力积聚力量，预备将其转化为中国考古学“大厦”之坚固基石。

　　从最高学术殿堂到极寒东北田野

　　1904年，梁思永生于上海，后随父亲流亡日本，就读于神户市华侨所办的同文学校。1913年，他随家人回国，不久后入读当时北平西城的崇德中学。1916年至1924年，他就读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在这八年间，梁思永学习勤奋，成就优异，他与兄长梁思成合作翻译英国学者威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并在梁启超校订后出版。在此期间，他也参加了五四学生运动，“为自己的英勇行为感到十分自豪，并把他被关时所吃的干馒头带回来给家人看，以示其爱国之心。”

　　1924年夏季，梁思永毕业，次年赴美留学。梁思永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美洲原住民古代遗址的发掘，专门研究过东亚考古学。学习期间，他经常与父亲通信，探讨学业和回国实习事宜，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

　　1927年7月至1928年8月，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梁思永曾回国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整理了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发掘的陶片，后来写成专刊出版。学习期间他还撰写《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一文，对东亚考古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见解。

　　1930年夏，梁思永毕业归国。回国后，梁思永就加入了刚成立两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组”）。同年秋，他开始执行该所发起的“东北考古计划”——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深秋入冬时节，他又从通辽转入热河进行考古调查。陈星灿曾在文章中写道：“他和同事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行程过千里，历时38天，完成了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

　　这里的艰苦，有社会和自然环境两重因素。“当时的东北考古，控制在日本人和俄国人手中。梁思永只带着助手，深入东北考察，是冒着巨大风险的。”陈星灿解释说。

　　在热河，梁思永见到的是社会动荡下人迹罕至的村落和田地。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亲身冒险采集考古资料，是以往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不屑去做的，梁思永和中国新生代的考古学家去做了。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期用内涵丰富的考古资料来重修古史。

　　陈星灿认为：“梁思永此次的考古调查，让我们对东北的史前文化有了第一次真切的认识。尤其昂昂溪遗址的史前渔猎考古资料，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从此，梁思永的考古工作开始为中国考古学带来崭新样貌。

　　发现“后冈三叠层”，发掘山东城子崖

　　回到北平后，梁思永完成了黑龙江昂昂溪的发掘报告，于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及后冈的发掘。此次发掘，是史语所考古组在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第一次由出身河南本土的甲骨学家董作宾主持，第二、三次则由史语所考古组新任组长、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李济先生主持。

　　此次发掘，史语所考古组调动了全部力量，包括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等人，考古规模和人员数量均空前庞大。这其中，最关键的力量是梁思永的参与。自从梁思永加入之后，殷墟发掘才逐渐走上科学的轨道。

　　此次发掘持续了50余天，因时局动荡而暂停。梁思永于是带领团队转到山东城子崖进行发掘。

　　1931年深秋，梁思永回到安阳，进行第五次发掘工作。这一次他发现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即小屯（商）、龙山、仰韶这三个时期的文化层有非常清晰的叠压关系。“这一发现在当时有限的考古发掘材料中，就已经可澄清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陈星灿评价这一发现时说，“随着50年代后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层——庙底沟二期文化被发现，才最终确定仰韶-龙山-商文化的发展序列。”

　　而梁思永之所以能识别出这样的地层关系，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而非单纯以深度来划分，这与其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地层学方法关系密切。梁思永曾跟随研究美洲考古的祁德去过美国西南部，参与原住民遗址的发掘。当时，祁德要求依照地层的自然变化来划分地层。因此，梁思永将这种新方法应用于国内的考古发掘。这也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

　　梁思永之所以在第四次安阳发掘后转到山东城子崖进行发掘，一方面因为河南战事所迫，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城子崖已有重要发现——龙山文化。

　　有关龙山文化，梁思永在其文章《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介绍了它的由来：“龙山文化之存在的证据，最初是吴金鼎在1928年春间所发现而提出的。在当地叫做城子崖的台地的西面断崖上，暴露着一个完整的文化层。在这里这位发现者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儿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被这个文化遗物部分地堆成的城子崖，是在山东省历城县东七十五华里的一条小河的东岸上，正对着小小的龙山镇。因此，龙山这个名字就作了所发现的文化的称谓。”

　　吴金鼎的发现并非偶然。这是李济等学者对山东考古的重视使然。他们根据文献记载和已有的考古发现，认为沿渤海、黄海的省份在考古学上有重要地位，于是赴山东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城子崖的目的，既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追溯商朝早期及以前的遗存，也要探查东部比殷墟更早的遗址，为驳斥当时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增加证据。

　　1930年底，李济、董作宾、吴金鼎等人对城子崖进行了第一次挖掘，发现了龙山黑陶期的围墙、陶窑，还获得了陶片、骨、石器等标本。到了1931年秋，梁思永主持了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在发掘中，他根据地层学方法划分地层，发现了灰陶文化和黑陶文化两个叠压的文化层；在发掘工作的安排上，他改进了方法，提高了效率；同时，他也在后续研究中对文物进行了类型学分析，为中国考古类型学奠定了基础。

　　后来梁思永主编了《城子崖》报告的编写。这本报告中，他自己撰写了几章，还对全部稿件进行了详细审阅和修改。这是第一部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编写的田野发掘报告，开创了田野报告的基本体例。其中包括“规范的考古基本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一套完整的文字和图片表述系统”。这种体例至今仍被沿用。

　　“根据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梁思永先生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这个文化的特征，并作了分区的尝试。”15尽管由于当时考古发现的局限，梁思永对龙山与仰韶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没有超出龙山文化向西发展、仰韶文化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假说的范畴，但陈星灿认为，“他对仰韶、龙山与殷墟商文化的辨识是相当准确的。”而且“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前身的解释，确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当时已流行了十多年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这也是梁思永先生的一大贡献。”

　　“拼命三郎”与西北冈发掘

　　了解梁思永的人都知道，他有着“拼命三郎”的工作精神。1931年春刚结婚三个月，梁思永即参加在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之后便总是出现在考古现场。他的女儿梁柏有曾撰文说：“他在野外工作中和工人们一起挖掘，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有时需要卷起裤腿在水中泡上几个小时，为了工作不受雨季影响，有时还要挑灯夜战，吃饭也无定时，工作紧张使他无法离开工地，只得啃点白馒头，喝几口凉水算作一顿饭，但他还是干劲十足。”

　　在艰苦条件下如此拼命工作，意志再强，身体也吃不消。1932年春，梁思永刚28岁就患上了烈性肋膜炎，因此卧病两年。医生从他的肺中抽出了四瓶如啤酒颜色的积水。

　　1934年春，他的身体刚有所恢复，便着手完成热河调查报告。同年秋季至1935年，又赴安阳主持了三次殷墟侯家庄西北冈殷王陵的发掘，也是殷墟考古的第十至十二次发掘。这三次发掘的收获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尤其在1935年秋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中，每天雇用500名工人，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国田野考古史上雇人最多的。发掘面积达9600平方米。这三次发掘揭开了1232座殷商墓葬，其中包括10座大墓。

　　曾跟随梁思永参与西北冈发掘的夏鼐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这样写道：“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龙活虎一般地到处奔跑巡视，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

　　“西北冈的大规模发掘，充分展现了梁思永先生卓越的考古专业才能以及出色的管理能力。当时时局不稳，人员又多，他作为发掘主持人，既要保证发掘的有序进行，又要安排几百人的行动。即便今天看来，当时的发掘场面也很壮观，很了不起。”陈星灿评价说。

　　西北冈大墓的发掘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西方汉学家和日本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探讨商代社会和文化。当史语所创办者傅斯年陪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访问发掘现场时，他们和梁思永一同坐在大墓工地上，望着殷商的遗迹，留下了一张合影，定格了那一历史瞬间。

　　他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

　　发掘西北冈后，梁思永本打算好好审视一下这些不凡的出土物，写完发掘报告，再安排下一步的发掘工作。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计划被打断。他便跟随史语所考古组和珍贵文物辗转各地。先到长沙，后经桂林到昆明，之后又搬到“地图上找不到的”位于四川的偏远村庄——李庄。这期间，生活艰苦，物资紧缺，同事们个个面有菜色，何况身体虚弱的梁思永。

　　1942年，梁思永肺结核剧烈发作，一度病情危急。1944年春节，他曾趁着夫人不在身边，悄悄问主治医生：“我有一件事向你商量，看来我这身体是无法完全恢复康健了。但是现下我仍可勉强工作。我想要知道我这病体能不能勉强支持工作一年。只要给我一年的工夫，我便可将西北冈的报告赶完了。那时纵使因精力耗尽而死亡，我也是甘愿的。”也许上天为之动容，将一乘了一个十。

　　梁思永将西北冈王陵的材料整理出多达241页的手稿，还包括一个初拟的分章目录。写作这些手稿，梁思永真可谓呕心沥血。陈星灿解释说，这些手稿是在多种困难情况下写出来的：一是梁思永的身体状况差；二是生活条件艰苦；三是没有研究的条件。做研究工作的人知道，研究考古材料，最好是摊开，以方便观摩、记录和测绘。但当时的器物和资料根本没有地方摊开。梁思永只能将材料从箱子里翻出来，整理完之后再放回去。大量材料就是在这种拿出来、放进去的繁琐程序中诞生的。陈星灿在提到这些细节时，不禁感慨“非常感动”。

　　1945年抗战胜利，梁思永到重庆做了一次大手术，截去了几根肋骨，以便让感染结核的左肺萎缩下来，之后便回北京调养身体。1948年，他因在考古学上的突出贡献而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国共内战形势渐渐明朗，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也将史语所考古组的资料一并带去。梁思永撰写的手稿，也成为考古组的珍贵材料，一起去了台湾，等待有心人的系统整理出版。

　　不过梁思永留在了北京，加入了1950年成立的考古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此时，他不顾孱弱的身体，仍尽心计划和指导田野发掘和室内研究工作，同时不忘积极扶持青年考古学者的成长。

　　1954年2月，入院检查的他本打算如无大碍就回所继续工作，然而他却再未能走出医院大门。4月2日，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告别人世，享年尚不满50岁。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不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梁思永先生的奋斗停止了。他短暂的一生是为中国考古学而生的。他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为中国考古学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血，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星灿说：“梁思永为中国考古学注入新的方法，奠定了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基础，树立了考古发掘报告的写作典范。他是殷墟早期的发掘者之一，是商文明的重要发现者。他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

　　李济说：“梁思永先生，中国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夏鼐说：“他的心血已经耗尽，脑汁已经绞干，现在连他的尸骨也已成灰，但是他的精神和功绩是永存不朽的。”

　　斯人已逝，余波荡漾。1954年夏，梁思永逝世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他曾经的同事和学生，怀着哀悼之心，决定做一件事——全力以赴完成梁思永生前最牵挂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董作宾与李济商量后，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资料，辑补梁思永之遗稿。李济将写有22万字的遗稿亲自交到高去寻手上。从此，这位在古文字学、史学、民俗学和古器物学上都颇有造诣的学者开始将余生精力都放在这一件事上。从整理遗物、核对、测量、照相再到系统整理资料，他几乎重新编写了报告；历经十多年的日日夜夜，高去寻终于完成了以《侯家庄》为名的七本系列报告。报告扉页上这样写着：“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这“辑补”二字，从未饱含如此情意，从未载有如此分量……

　　致谢：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对本文的大力支持和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良仁教授和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刘嫄博士对本文的细心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