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美

　　张儒刚绘

　　这个供暖季，北京的天空格外湛蓝。随着门头沟最后一座煤矿关闭，延续了近千年的西山煤炭开采历史宣告结束。

　　“京师百万烟火之煤，尽取于此”

　　煤，在民间又有着“乌金”的美称，是旧时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燃料。位于北京西部山区的门头沟，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据估计总储量约为二亿五千多万吨。元明清以来，来自西山地区的煤炭，成为北京地区主要的燃料资源，“京城内外人烟繁庶甲于天下，惟赖西山之煤，取用不穷”。

　　北京西山煤炭开采始于辽代，在门头沟龙泉务考古发现的辽代瓷窑遗址中，已有烧煤的痕迹。元大都定都北京地区后，西山成为元代华北地区煤炭开发最显著的地区。《元一统志》记载：“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火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炭窑一所。”《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载了大都城的煤炭使用状况：“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而其价亦贱于木也。”虽然元大都周边地区的木材容易获取，但相比石炭较难燃烧；且石炭火力更足，价格相较木材也更便宜，所以石炭在当地的利用率更高。

　　元大都旺盛的用煤需求带动了城内煤炭行业的发展，《析津志》中详细记载了元大都城中煤炭交易的场景：“城中内外经纪之人，每至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往来于此。新安及城下货卖，咸以驴马负荆筐入市，盖趁其时。冬月,则冰坚水涸，车牛直抵窑前；及春则冰解，浑河水泛则难行矣。”煤炭经纪自九月开始前往西山贩运煤炭到大都销售，当时大都城的顺承门外、钟楼、千斯仓、枢密院以及修文坊等处，均设置了专门贸易煤炭的集市。另外，为了解决由水路自西山输送煤炭到大都城的问题，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元代曾开挖从永定河东岸金口至大都城南的河道。“京师人烟百万，薪刍担负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矣。”

　　明代以来，不论是煤炭还是柴炭，其需求量都远远超过元代，由此也加速了西山地区的煤炭开采及贸易。因相沿已久的柴炭烧造对京城周边森林损耗过大，且危及都城的军事屏障，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礼部右侍郎丘濬提出以煤替代柴炭的主张，“今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由此加速了西山地区的煤炭开采。西山等地居民也多从事煤炭开采行业，据《长安可游记》载：“由门头村登山数里至潘阑庙，三里上天桥，从石门进，二里至孟家胡同，民皆市石炭为生。”

　　清代，煤炭在京城燃料系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西山煤炭开采的规模也超越元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宛平县志》载：“都城百万烟火之煤，尽取于此，则此山之煤，值与金等。”煤炭也因其便利及花费较低而得到较广普及，清初《帝京岁时纪胜》载：“西山煤为京师之至宝，取之不竭，最为便利。冬月，炕火初燃，直令寒谷生春。人力极易，所费无多。”

　　源源不断的煤炭从西山经过阜成门和彰义门（广安门）进入北京城。清代的竹枝词描述：“凿断山根煤块多，抛砖黑子手摩挲。柳条筐压峰高处，阔步摇铃摆骆驼。”

　　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对于煤炭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清末《北京纪闻》提及京城的用煤量，称“每日以百万计”。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开始在京西建造一条从卢沟桥到门头沟的煤运专线。民国年间，北京居民使用煤炭更加普遍，分布在内外城的煤铺多达1450余家，煤炭销售每年多达20余万吨。

　　门头沟琉璃渠村，一辆运输煤炭的火车从丰沙线驶过。

　　“天下力作之苦，未有若煤夫者”

　　手工业时代的采煤过程艰苦且危险，稍有不慎即有性命之虞。因此，窑工受雇之前，往往要与窑主签订契约，“凡佣工必书身券，戕生矢勿问”。不过，相对于其他行业，采煤行业的报酬较为可观，“价值极丰，贫民竞赴焉”。

　　古代采煤全部用人力，工具主要是凿子、锤子、铁镐等。采煤作业极为艰辛，明代西山大峪山“有黑煤洞三十余所，土人恒采取为业。尝操锤凿穴道，篝火裸身而入，蛇行鼠伏，至深入十数里始得之，乃负载而出”。窑洞隐患重重，一旦遇到塌方，采煤工即殒命于中，十分危险。明代工科都给事中白瑜的奏疏中曾谈及采煤工之恶劣状况，“头顶灯盏，裸股出足，引手张臂，入于至险之地，气障山崩，皆所不免”，矿工“皆黑如鬼”，境遇极差。

　　明清时期由于京城用煤需求日盛，劳力缺失，经常出现民人被诱拐至煤窑的案件。明弘治七年（1494年），有官员提到卢沟桥以西的煤窑：“诱掠良家子女，或收留迷失幼童，驱之入窑，日常负煤出入，断其归路，如堕眢井。有逃出者，必追获杀之。”

　　清代西山煤矿区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行业——锅伙（锅火），最初本为“煤工食息之地”，“系代窑主招揽工人”的组织，但后来往往采用瞒骗方式，诱拐贫民入山工作。“开窑者皆遣人于数百里外诓雇贫民入洞攻煤，夜则诓入锅火。锅火者，宿食之地，垒石为高墙，加以棘刺，人不能越，工钱悉抵两餐，无所余。有倔强或欲逃者，以巨梃毙之，压巨石下。”备受锅伙虐待的煤工，往往“生还者十无二三”。嘉庆十二年（1807年），顺天府衙门曾经奏报拿获包揽水工、虐待窑夫的棍徒宋义忠，“私置锅伙住房，安设棘墙，圈禁工人，毒殴凌虐，致有伤残”。

　　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之采煤行业的危险性，使得西山地区在漫长的煤矿开采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特行业特征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包括祭祀窑神、庙会活动，以及特殊的行规、行话、民谚和禁忌等。明代开始，京西矿区都要举行隆重的窑神祭拜活动，既有窑神生日祭、开窑祭、复工祭、节日祭，亦有一些日常祭祀。缺少完整的制度保障，矿工们只能祈求窑神可以护佑他们平安。

　　“乌金遍地下，百宝满山川”

　　“乌金遍地下，百宝满山川。”门头沟地区丰沛的煤炭资源，吸引了各方势力参与到西山煤炭开采事务当中。明正德元年（1506年）五月，仁和大长公主“请浑河大峪山煤窑四座榷利养赡”，可见当时西山煤炭开采已经较具规模且获利丰厚。清代因诸多“内外官豪势要之家”开采煤炭，故出台了相关制度规定：“私自开窑烧煤，凿山卖石，立厂烧灰者，问罪，枷一月发边卫充军。”

　　从光绪年间开始，外商资本开始进入京西煤炭开采业，先后设立了中美合办通兴煤矿、中比合办裕懋煤矿、中德合办天利煤矿、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以及中日合办杨家坨煤矿等。通兴煤矿后改为中英合办，是当时京西地区的大煤矿。据《中英合办通兴煤矿有限公司合同》显示，矿区位于“顺天府宛平县门头沟魏家村西坡”，矿地“东至赵姓地界，西至水沟，南至大沟，北至焦姓地界”，矿区面积曾达到四千余亩。

　　民国年间，京西地区煤矿建立起了一套煤矿工人雇佣制度，并区分工种分为里、外两种，里工是具有一定技能的固定工，由煤矿公司直接雇佣；外工则是矿上的临时工，主要分布在井下生产一线和其他属于繁重体力劳动的岗位上，采取包工柜的管理形式。对于煤工的考评管理，也制定了一定的奖惩制度。如“通兴煤矿合同”显示：“凡工人无故不到工者，按日扣去工食钱一天；如系勤劳者，每月酌给奖银，以明赏罚。”不过，在煤窑硬件条件未能彻底提升、保障体系也尚未健全的情况之下，煤矿工人的境遇并没有明显好转。当年矿区流行一首歌谣：“厚铁板、窄又长，上边爬着穷儿郎，饿着肚子把煤推，不知小命在何方。”正是矿工凄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8年12月，门头沟地区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西南分会接收了门头沟煤矿。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将门头沟煤矿收归国有，隶属京西矿务局，自此京西的煤炭开采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

　　“一入窑场抬头观，观见三座好宝山，左金山，右银山，当中一座好煤山。”元明清以来，西山地区丰厚的煤炭资源，经过勤苦的矿工采掘，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京城中，支撑着这座庞大城市的日用所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不仅养育着燕山脚下这座城市，更深刻地浸润到本地深厚的历史文脉当中。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