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7月起，台北故宫博物院释出了七万张历史文物图像，这个数值每季度还将递增五百张，许多藏品首次露出真容，其中，《海怪图记》赫然在列。

　　《海怪图记》是清宫旧藏，但其内容颇为怪异，与清宫所藏的其他博物类画谱的画法迥然其趣。该画册使用中国颜料，色彩明艳，而在具体画法上，却使用了点阵状的细密描绘，这更接近于西方的画法，而册页式的装裱，绫子外框，又全然是中国画的形式。

　　海中动物在此册中有了一次小规模的聚集，除了花色繁多的鱼类，还可以看到海豹、鲸、乌贼、魟鱼、龙、飞鱼，以及一些难以确认的未知生命。旧有的博物学传统在这里已然失效，与历代流传的图像系统也未有继承关系，显然，它来自陌生的场域。其中一页盖有“宣统御览之宝”的鉴藏印章，这是末代皇帝溥仪翻看《海怪图记》时留下的印记，此外，除了木版封面上的书名“海怪图记”和标记年份的“戊辰”字样，在三十六页的图册中，没有任何文字题记，这又给断代增加了难度。宣统帝的鉴藏印并不能说明《海怪图记》绘制于宣统年间，其时间可能更早。按干支纪年，每隔六十年就有一个“戊辰”，时间的坐标在《海怪图记》这里显得游移不定。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其《清顺治康熙二帝外记》中提到一段逸闻，康熙皇帝曾经与海怪有过一次交集，南怀仁记道：“有几位来自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前来觐见康熙皇帝，他们带了一只活海豹进献给皇帝。康熙皇帝召见我前去检视，询问我欧洲的书是否曾提及过这种鱼，我回答皇帝说，在北京耶稣会的图书馆中，有一本书里有张画像，并有相关的叙述。皇帝听了之后，立即要求将书送来。”

　　书送来了，果然有海豹的图像，与朝鲜人进贡的海豹相符，康熙帝“甚为高兴”。在康熙帝看来，珍禽异兽全然是陌生而又奇幻的经验，而动物作为一种“物产”，又可纳入朝贡体系之内。海怪来自殊方异域，游荡在帝国之外的波涛中。知悉其名称与习性，即作为知识的需求，又能满足猎奇心。

　　《海怪图记》或许就是在朝鲜进贡海豹之后绘制的，所依照的蓝本，正是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博物学著作，比如在瑞士的博物学者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所著的《动物志》中，可看到《海怪图记》中的半数动物，在造型上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前者是黑白线条的版画，而后者改绘为繁复的彩绘。其他图像也各有出处，皆可从早期的西方百科全书中找到踪迹。然而有趣的是，这一时期以及更早的西方著作，也对海洋动物的细部难以掌控，许多动物的细部来自想象，真实的海洋动物也会扭曲为海怪。

　　不难想见，在《海怪图记》的绘制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的图书资料起到了关键作用，负责绘制的，也应是教士中善于此道者，宫廷画师或也参与在其中，按照宫廷画册的惯例，提供了材料，限定了尺寸格式。这无疑是一次奇异的合作，身处宫禁之中的皇帝，案头从此多了一册海怪图，翻检之余，奇形怪状具备，或许也会暗暗吃惊，海上的风波险恶，这是皇帝所难以想象的。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本为传教，却带来了西方的技术与文化，西方海怪在此时也流入中国。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献给万历皇帝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喷水怪兽出现在波涛中，其原型是鲸。在地图中绘制动物，是欧洲地图的常例，《坤舆万国全图》中的海怪形象，则来自更为久远的欧洲传统，在瑞典地理学家马格努斯绘制的《海图》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喷水怪兽的形象。清代画家聂璜在《海错图》中绘制的井鱼，也曾以西方的画像为蓝本。

　　这些意味深长的图像互渗中，海怪的流传也往来穿梭，如果说《坤舆万国全图》中的海怪只是零星的碎片，那么，到了《海怪图记》出现之时，欧洲海怪在中国有了较为集中的亮相，虽然它们稍显陌生，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兴趣，毕竟，相对于日常经验，海怪无论怎样都是新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