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受青睐的银器中国风

　　中国外销银器采用中国传统银器制作手艺，以西式器型为主，中式纹饰为辅，主要用于出口海外。许多银器上刻有主人的姓名缩写、族徽（纹章），体现了这些银器的贵重程度和丰富内涵。

　　18世纪下半叶之前，中国外销银器的遗存数量较少，以美国皮博迪·艾赛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的六棱壶以及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的两套共33件的花丝梳妆用具为代表。此时的外销银器尚未形成一致的风格特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还不能归于外销银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以广州十三行产品为代表的中国外销银器大量出现，其器形与纹饰以西洋风格为主，属于依样仿制性质，其中尚有少量中国纹饰的实物，但比例较低。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大国的工业化进程达到了新阶段，机械化电气化时代揭开了帷幕。美英大厂生产的廉价的机制银器蚕食着手工作坊的阵地，中国金银价格也向国际靠拢，材料和人工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在技术落后的国家中，民族特色无一例外地会成为最后的撒手锏，此时又正值西方传统风格走下坡路，审美需求多样化，新潮流迭出，进入争奇斗艳的工艺美术新时代。中国银匠运用传统技术制造外销银器，结合龙凤、戏曲故事、人物风景、梅兰竹菊、鸟雀、松鹤、八仙、“福寿”字等中式纹饰，带给西方社会匠心独运的东方风情和华夏文明，中国题材的外销银器成为市场上的一股清风。晚清外销银器运用锤揲、錾刻、贴焊、镂空、累丝、鎏金、银胎珐琅、模压、镶嵌等传统工艺，器物造型纹饰极具立体感和真实感，以其鲜明的艺术魅力展示着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是中国金银工艺的巅峰之作。此外，中国银匠还在器型设计上借鉴紫砂壶的造型，制造出融精致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纯中国风器物，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古典优雅和唯美艺术。相较于西方本土银器，中国外销银器物美价廉，又巧妙地将中西元素合二为一，因而深受西方人青睐。

　　外销银器的款识与包装销售

　　由于当时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人，大部分外销银器输出地是英国和英属印度，因此早期多数商行都在这类产品上铸刻伦敦伪标。这种伪标在19世纪上半叶最为流行，到19世纪60年代被基本弃用，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中式银标体系，包括“中文银楼款”和“英文外销款”。“中文银楼款”的主要元素：上部横书地名（例如：九江、成都、 天津等）+中间竖书银楼名称（例如：涂茂兴、丽生、黄球记等）+下部书牌记（例如：葵记、裕记、德记等）+中文成色标记（例如：足纹、足银、纹银等）+批次字或密字。“英文外销款”的主要元素：出口商或公司名称（通常为英文缩写或全称）+银器作坊名或银匠代号（通常为中文标识）+成色标记（通常为90，或是silver，sterling）；在不同的时期，银器款识时有变化，或缺少部分元素，或增加额外元素。

　　外销银器款识中有一类是银器的成色标识。从19世纪70年代（或稍晚）开始，广州、香港和上海外销银楼普遍采用两位阿拉伯数字成色，其中以“90”为最多，“85”次之，“88”“95”“97”也有出现。三位阿拉伯数字成色不多见，常见的是“935”，少量“850”。英文描述“SILVER”“STERLING”也常常看到，“PURE SILVER”较少。带百分号的成色标识，如“90%”也能看到。所有这些成色标识的字体没有任何规定，除英文字母以大写为主以外其余都非常随意。

　　中国外销银器包装精美，颇具中国特色。大件银器常用木盒包装，内用纸板制作与器物外形贴合的凹槽充分固定器物，有的衬上光滑单色丝绸，以衬托银器之华贵。一些木盒犹如漆器，外部涂深色漆，并用金漆或其他浅色漆描绘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图画。小件器物常用纸板做盒芯，外包织锦丝绸，秀美华丽。十三行时期的广州，外销银器集中在商馆区内销售，以门市零售的方式为主，兼有定制批发。店铺仅出售货品，并不在店内制作，制作在其他地方完成。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全国银楼，除粤人开设的洋装（指西洋造型）金银首饰店外，其他银楼以前店后厂为主，制售一体。

　　美国商人蒂芙妮（Tiffany）在其日记中提及他参观靖远街一间银器店的情况，这段记载说明当时十三行商馆区银器店的银器工艺精湛且价格低廉，有很多西方人在此订购银器：“店铺的银匠能制造任何物品，由小小的一只盐羹到整套餐具，都能制造出优美的效果。他会给水壶内部镀金，或者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按照西方商人的要求制作特定风格的叉子。这里的银器十分精细出色，而价格则很低廉。这些银器本质上的价值可和欧洲同样物品比美。店里的花丝提篮和名片盒似乎是这些银匠的得意之作。在中国订购一套华丽精彩的银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便宜，许多欧洲人士通过‘大班’来订购银器。”

　　中国外销银器所蕴含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们是旧中国开拓海外贸易的见证，是近代世界丰富多彩社会生活的纪念，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实物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