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任天 绘

　　西湖成为文人笔下讴歌的对象，应该从唐代中晚期开始，曾为杭州太守白居易的诗《杭州回舫》中可以得到引证：“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

　　诗人涉足，画家也同时介入，真正将西湖美景大量搬上画面的还是在南宋时期。

　　杭州成为南宋之都，众多画家也汇聚于此，随时受皇上宣召，以博皇上高兴。李唐是开创南宋山水画的关键人物，变荆浩、范宽之法，开南宋浑厚苍劲之水墨山水先河，与并称“南宋四大家”的刘松年、马远、夏圭都画过西湖，其中刘松年与夏圭均是杭州藉人士，从小生长在西湖边，对西湖之情深可想而知，情深方能意切，意切才能笔到，流传于世的《西湖四景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即可明证。四景图分为四段，分别绘有当时杭州春、夏、秋、冬四时景象，画面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结合界画技法，精心勾描庭院台榭，四段均无款印，全卷书风精巧，彩绘清润，季节渲染十分得体，笔墨苍逸劲健。

　　此画无印款，至明中期，被茶陵诗派的领军人物李东阳鉴定为刘松年之作，其他如马远的儿子马麟也画过很多西湖题材的画。西湖应该是南宋画家主要描绘的对象。

　　到了元代，十分遗憾，存世的西湖山水图几乎阙失，在元代前期的二三十年间，有关西湖绘画的记录也寥若晨星。到了元晚期略有恢复，稍有影响的应数高克恭，但描绘方式与前朝明显不同，趋向于快速抒写，注重意趣的表达，忽略形似，取材也与南宋画家明显不同，湖景中少见山居，也可能与西湖荒于疏浚，湖景大多被淹塞有关。

　　到了明代，西湖虽失去都城的地位，但长长的276年历史中，大量的文人雅士和富商巨贾云集于此，筑屋建居，经过众人的悉心打磨，西湖又焕发出宋时的光彩。也出现了一批画西湖的丹青高手，如董其昌、沈周、文徴明、唐寅、陈老莲、戴进等，其中戴进是画西湖最多的一位画家。

　　到了清朝，尤其是清康雍乾三代，西湖再次焕发新颜，绘制西湖图卷也再次达到高潮。随着康乾二帝多次南巡，大批宫廷画师跟随而至，其中最被乾隆爷欣赏的宫廷画师董邦达应该是留下西湖图最多的画师之一。

　　当然作为土生土长的西泠八家之一的奚铁生、黄易等人也留下颇多西湖图景。

　　综观历史长河中出现的众多画派与画师，如吴门派、松江派或武林派以及新安派、浙派、海上派等诸多高手，虽都留下了颇为丰富的画西湖的图卷，但我毫不讳言，我最喜欢已故现代画家余任天先生笔下的西湖。余先生才真正写出了西湖的神韵、气质和魂魄。

　　西湖美，正因为实在太美了，所以要能真正表现她的面容，从艺术角度再提升她的神、韵、魂，实在太难了。正如《西湖游览志》作者田汝成这样感叹：“西湖赋、西湖图俱难得佳者，盖摹景则滞，离景则虚。唯戴文进西湖图稍稍超脱。”我也认为只是稍稍超脱而已，就是文前提到的南宋画家刘松年所绘的西湖，虽笔墨老辣，画技精到，但所绘的西湖总缺少令观者心旌摇曳的震撼力。云遮雾障之气有了，但缺气韵的流动，还是没反映出西湖的精、气、神。

　　同样，蓝瑛的古意，陈洪绶的怪诞以及奚冈、黄易带金石味的拙西湖都只能写出了西湖某一面的情趣。唯有余任天先生笔下的西湖才真正达到了取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境界。余先生所绘的西湖笔简而意深，往往寥寥几笔即将西湖的神韵蓊然而生，画中既有蓊蒙的水气，又见虚幻的光晕，更感到红绿相映的春浓气息。那么简约的笔墨却能反映如此丰富的色彩画面，神品也。

　　即使是一幅斗方小品，懂书画笔墨的人能从中享受到浑厚华滋的笔墨情趣，而不谙艺术的人也能从中领略西湖水光山色的迷人魅力。特别可贵的是，画面轻松、欢快，在清新的现代气氛中给人难以名状的愉悦！观余先生的西湖图真会让人忘却现实的烦恼，情不自禁地融入梦幻的画面中。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去龙游路沙老家闲坐，正逢省政府要恢复盖叫天墓，请沙老来写楹联：“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我说“盖老一生喜欢西湖，家在西湖边，墓址五十年代就选在西湖边”。沙老点头笑道“西湖太美了，太美的景色不好画。”他好似很随意的一句感慨，却道出了极深的哲理。我又追加一句“我喜欢余任天先生画的西湖！”他颔首道：“画形易，画神韵难！”一语点破天机。难怪沙老在1984年余任天先生去世后的挽联中赞誉余先生为“四绝压群伦”，意即诗、书、画、印压住了所有人。

　　比如黄山景色也美，但黄山的美多于虚幻，所以很多画家可以随兴泼墨，只要反映出突兀空蒙的气势即可，也没人指斥像与不像。但画西湖不行，勾细了则呆板，失去西湖的灵气，画粗了，随意点厾，找不到西湖的影子。余任天先生笔下的西湖才真正达到天神合一的完美境界。

　　每次观赏余先生的西湖图，都会勾起我要去西湖边静坐的冲动，这是西湖的魅力所在，也是余先生笔墨的感染力，更是杭州人的福分。（蔡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