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甬籍油画大师陈逸飞英年早逝15周年。作为“宁波帮”艺术家中的杰出代表，陈逸飞有着世界的视野，也热爱着家乡。他虽然成长在上海，从外滩走向世界，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因为有着宁波文化的血脉，而显得与众不同。

　　《四明周刊》今日刊发解放日报记者、作家沈轶伦撰写的《陈逸飞：从外滩走向世界》，既是纪念，也能让读者感受宁波人的家庭和文化对“成就”一个艺术大师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在上海油雕室，陈逸飞以一系列主题性的创作《黄河颂》《红旗》《占领总统府》等开始吸引全中国画坛的目光。

　　一

　　哥哥陈逸飞走后，很长一段时间，陈逸鸣晚上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有时他就干脆开亮床头灯，任由思绪在幽暗的灯光下散逸。

　　20世纪70年代初，陈家的父母相继去世，留下三个孩子。陈逸飞是老大，下面是一个妹妹，老三就是陈逸鸣。在陈逸鸣的记忆里，比他大5岁的哥哥陈逸飞几乎是一夜之间，挑起了家庭重担。

　　那时，陈逸鸣在崇明农场工作，陈逸飞已经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上海油画雕塑院前身）从事油画创作。有段时间，陈逸鸣身体不好回市区就医，忙坏了哥哥，他托人找关系让陈逸鸣住院。在去医院的路上，陈逸飞从口袋里横掏竖掏拿出所有的钱为弟弟买点心、巧克力。第一次探病，还给弟弟送来自己装订的速写本，嘱咐弟弟一边养病，一边有空就画画素描，不要荒废学业。这真的是“非常陈逸飞”的嘱咐——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陈逸飞都没有放弃对视觉艺术的执着。他曾安慰生病的弟弟要注意身体，劳逸结合，但陈逸飞自己却太忙了，太忙了，忙得压根预料不到，被命运先带走的是他自己。

　　那一场青年时代的病，也是陈逸鸣追随哥哥的脚步、正式走上职业艺术道路的关键时刻。

　　在病愈休养时，陈逸飞曾把陈逸鸣接到上海油雕室，弟弟就住在陈逸飞的单人宿舍里。陈逸鸣记得，“哥哥的房间里，藏了很多画册和国外经典小说、散文集。我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读完了《契诃夫短篇小说》及《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名著，我至今不知他哪儿来的那么多书。他还为我请了老师教英语。他忙于创作，水粉画《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就是那时他与另一位业余作者共同创作的，也因此崭露头角。我能时常出入油雕室是令人羡慕的，对我走上职业艺术道路至关重要。”

　　这也是陈逸飞开创人生里程碑的时刻。

　　在上海油雕室，陈逸飞以一系列主题性的创作《黄河颂》《红旗》《占领总统府》等开始吸引全中国画坛的目光。其中，陈逸飞在1972年创作的143.5×297cm的布面油画《黄河颂》最出名。在宽银幕式的画面上，一位战士站在黄河旁的山岭上，眺望天际。脚下，一行大雁斜飞南行。整幅作品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后来，这件作品在香港苏富比公司拍卖，成为当时中国最昂贵的油画之一。在2007年中国嘉德春拍上，以4032万元成交，再创中国油画成交纪录。

　　不论在画坛上，对无数爱好美术的青年而言，还是在家里，在兄弟的前途命运上，陈逸飞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担当了一个模范的形象。

　　二

　　陈逸飞和陈逸鸣的家——位于上海市北京东路159号大楼里的住所，在那些年里，一直是全国美术创作者和艺术爱好者的聚会中心。在陈逸飞去世15年之后，还不断有画家、艺术家撰文回忆青年时代慕名前往拜访，在陈逸飞家里受益的情景：陈逸飞说话细声慢语，待人客气有礼，对于初次上门的陌生青年，他也会无私摊开自己所有的素描本，任由后辈青年一张一张看，大家畅谈艺术和绘画……

　　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几乎是所有人对陈逸飞的印象。

　　后来成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的朱刚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他每一次观看画展，都要在陈逸飞的油画前驻足良久。他当时看这位比自己大12岁的师兄的作品，远观构图和空间，近看色彩和笔触，不断揣摩细节，甚至在半个世纪后也能立即描述出来。朱刚记得，“那时几乎没有素描展，进美校前，能够见到的陈逸飞素描是当时美术爱好者手中流传的黑白翻拍照片，巴掌般大小，且几经复制，十分模糊，偶见一张清晰点的，便如获至宝，争相传阅。那些相片是那个年代美术青年手中的‘硬通货’。”

　　朱刚记得，当他在天津路414号的上海市美术学校读书时，一次听说陈逸飞来了。在老师孟光的手里，朱刚第一次见到陈逸飞素描原作。“陈逸飞的素描十分完美，线条、明暗、虚实、结构都准确地表达了对象，且人物传神，有种呼之欲出的感觉。陈逸飞的素描《海军》被孟老师作为教材，用来讲解写生技巧。画画一定要从整体着手，该抠的地方抠，该虚的地方虚，才能画出味道。孟老师还充满期许地鼓励：‘只要你们也像他一样，刻苦努力，用心画画，同样也能用每一笔线条、每一块明暗，画出完美的作品来。’”

　　究竟是，因为生而为大哥，所以不得不有了为人父兄的宽厚和担当，还是有的天才，注定生来就要被人追随？不论在画坛上，对无数爱好美术的青年而言，还是在家里，在兄弟的前途命运上，陈逸飞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担当了一个模范的形象。

　　从1958年起就与陈逸鸣同窗的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住在和陈逸飞、陈逸鸣家很近的上海圆明园路，少时往来频频。许多年后，他作为旁观者，这样描绘陈逸飞原生家庭对这位画坛领袖的影响：“陈逸飞是宁波人，而且出生在宁波，陈逸飞的父母非常珍视宁波文化，治家严格。陈逸飞的母亲会用宁波话背诵《朱子家训》。”同样是宁波籍的陈燮君，对这份严格倍感亲切。两家因为孩子的友谊，而缔结了全家的友谊，在之后很多年，彼此拜访时都会互赠宁波人爱吃的黄泥螺、蟹糊等食物。

　　这是一幅有趣的场景。在上海外滩地区，从北京东路出发，到圆明园路，或者从圆明园路到北京东路，两户宁波籍的旅沪家庭往来不断。在离开宁波300多公里的上海的街角，在黄浦江风的吹拂下，他们不断确认的，是对家乡的文化规则的认同。

　　外滩就是一个窗口，将世界的信息展现在人们眼前，也让人憧憬：原来在眼下的环境之外，还有别样的风景、文化和未知的天地。

陈逸飞在纽约（1984年）（照片由陈逸鸣提供）

陈逸飞画弟弟陈逸鸣、妹妹陈敏静的素描（20世纪60年代末）（照片由陈逸鸣提供）

陈逸飞与弟、妹合影（1955年）（照片由陈逸鸣提供）

左起为陈逸鸣夫妇、陈逸飞和陈敏静夫妇，在上海市北京东路159号前留影（照片由陈逸鸣提供）

　　三

　　陈逸飞和陈燮君家所在的上海市北京东路到圆明园路一带，曾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外贸易机构、金融机构最为集中的区域。

　　资料显示，上海自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被辟为商埠后，英、美、法、德、日各国商人相继来上海开设洋行。1845年，英国领事与上海道台拟定在上海县城外北面设第一块租界，这块沿黄浦江呈带状铺开的滩地就是最早的外滩。一批具有西方风格的建筑从此在这里拔地而起，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时，已有洋行116家，其中不少就坐落在外滩。

　　19世纪后期，上海的洋行已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英商洋行仍占上海洋行总数的60％以上，其户数的增长和进出口贸易所占比重都高居首位。其后，法、德、美、俄、日、荷、比等国相继开办的银行，均设在外滩。其中最早进入上海的一批老牌洋行，如怡和、仁记、义记、沙逊、泰和、天长、祥泰、元芳等已有50年以上历史，发展成进出口贸易大户。

　　至上海解放时，全市14家外资银行，都设在外滩及邻近地段内。国民政府“四行”的总行也设在外滩，“两局”亦设在邻近外滩地段。近外滩的江西中路及附近区域，是主要私营银行的集中地。新中国成立前，设在这一地段的银行多达31家，其中有著名的“北四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银行）、“南四行”（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新华信托储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此外，北京东路、九江路、河南中路及南京东路分别设有银行21家、20家、16家及10家。这几条马路上开设的，大多是资本雄厚、声誉较高的银行。

　　而钱庄及小型银行主要集中在宁波路和天津路的东段地区。钱庄早期开设在福建中路邻近南市的区域，后逐步向境内东北方向发展。1922年，钱业公会在宁波路隆庆里建立会馆后，宁波路、天津路的大小里弄内陆续开办了许多钱庄及私营银行。如宁波路兴仁里仅100米不到的弄堂内，就有近20家。1949年之前，这一地区的钱庄、银行有90余家。

　　根据1950年3月登记的外商在沪进出口企业情况表显示，陈逸飞家所在的北京东路159号大楼，为1924年创办的锦名洋行出口部所在地。而159号，只是这个庞大的转角建筑物的一部分。其所在的整幢建筑物被列入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其建造年代记录显示：建于1911年前。

　　在陈逸鸣的记忆里，北京东路159号的大楼宽敞、内部层高颇高，走廊和房屋的设置还保留了办公用房的格局。1955年前后，因为父亲所在单位分配，一家人住进159号四楼的一间屋内。同楼合住的有十几户人家。昔日的外商办公楼由此至今，一直作为本地居民住宅使用。

　　几乎从少时读书起，总有哥哥的伙伴和同学，到北京东路来等陈逸飞一起出门写生。来玩的朋友们告诉陈逸鸣，大家既喜欢到他家玩，又不喜欢到他家玩。喜欢，是因为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不喜欢，是因为陈家在走廊的尽头，走过去时，必须经受走廊里家家户户的眼神“检阅”。办公楼虽然宽敞，但改成居民住处，生活其实还是有许多不便。陈逸鸣记得，那时候家家户户在楼道里家门口竖一个小炉子做饭，夏天的时候，更是家家户户敞开房门，毫无隐私。

　　今日的圆明园路97号安培洋行大楼，是今日外滩源的组成部分，定位为奢侈品旗舰店以及高级餐厅场所。这是一幢建于1907年（一说建于1911年）的大楼，由当时上海著名的建筑事务和地产公司英资通和洋行设计监造，建筑主体呈英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装饰部分则受到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为砖木混合结构。1941年至1948年，安培洋行（瑞士）曾在此办公。

　　20世纪40年代，陈燮君的祖辈从宁波到上海谋求发展。在银行工作的父亲“顶”下安培洋行顶楼的一间小房子，母亲则就近在北京路圆明园路口的托儿所里当所长。

　　孵育移民二代的这个区域，用英国领事馆、新安堂、圆明园公寓、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哈密大楼、协进大楼、兰心大楼以及真光大楼等带有强烈异域文化痕迹的建筑，为少年们的审美打下最初烙印。夜里轮船在吴淞口鸣响长笛的声音，每个小时海关大楼传来的报时钟声，共同构成他们童年里关于城市、关于港口、关于外部世界的最初认知。

　　陈燮君家所在的洋行大楼顶楼四楼为居民住所，一至三楼当时还是广告公司。童年时的陈燮君，刚会写字画画就去广告公司玩，与许多职业画家和设计师建立起终其一生的“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如当时在广告公司任职的徐昌酩，极擅长画动物，数年后他在上海美术家协会任职时又与陈燮君相逢。

　　比起同龄小伙伴还在街道上做调皮小鬼，陈燮君和同班的陈逸鸣，早早展露对绘画的兴趣，他们能在画板前一坐一下午。夜晚，他们一起驻足于圆明园路、滇池路、虎丘路的老大楼前，从透着光亮的窗外揣摩里面的世界，幻想各种情节和故事，也一起对着这些建筑写生。等到年长一些，两人就在周末相伴去黄浦区少年宫习艺，闲暇时一起去福州路淘买画册碑帖。圆明园路上，两个挨在一起的小小的孩童脑袋，渐渐长成了两个身材颀长的青年，相约背着硕大的画框，好奇地打量这个既属于异质文化但又亲切无比的街区。

　　陈逸鸣记得，1965年的一天，自己曾经过中山东一路33号的原英国领事馆，看到英国国旗下半旗，一问才知道，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过世。这让他感到讶异，并展开了对外国生活的想象——外滩就是一个窗口，将世界的信息展现在人们眼前，也让人憧憬：原来在眼下的环境之外，还有别样的风景、文化和未知的天地。

　　正是在这一年，陈逸飞毕业于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现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同年进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从事油画创作。

　　三年后的1968年，陈逸鸣到崇明东风农场务农，与北京东路第一次暂别。15年后的1980年，陈逸飞赴美留学，不久陈逸鸣也赴美，兄弟俩从北京东路出发，从此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时光流逝，更新迭代的故事一直在发生。只是翻开城市新的一页，很难再找到像陈逸飞那么温文尔雅的一个男人了。

　　四

　　陈逸鸣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在陈逸飞上学时，根据学校要求一度学习发报。学习班的地点就在北京东路江西中路转角处的中国垦业银行（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中国垦业银行由俞佐廷、童今吾等人创办，成立于1926年，总行设于天津。1929年3月实行改组，由上海金融界人士秦润卿、王伯元、李馥荪等人接办。在这幢曾经经营商业银行储蓄、仓库及发行业务的大楼里，陈逸飞和同学们学习摩斯码。而弟弟陈逸鸣趴在自家窗口，就能看见哥哥在那边学习的身影。

　　这就像一个隐喻。在之后的人生中，陈逸鸣总是一直能看到哥哥的身影。

　　而现在，哥哥走了，一走就是15年。黄浦江浪奔浪流，江边的大楼从洋行变成居民楼，再从居民楼变成奢侈品店。时光流逝，更新迭代的故事一直在发生。只是翻开城市新的一页，很难再找到像陈逸飞那么温文尔雅的一个男人了。（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