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王”中的王原祁，其创作与理论影响深远，近代画家黄宾虹、吴湖帆等均受其影响较大。《王原祁题画手稿笺释》梳理、笺释了新发现的上博珍藏王原祁的亲笔题画手稿，该墨迹研究的浮出水面，填补了研究王氏画学思想的实物空白，不仅几可替代百年前刊行的《王司农题画录》一书，其重要性同样超过王氏另一画学名著——《麓台题画稿》。

　　“四王”作品传世极丰，赝品亦夥，为继文徵明（1470-1559）、董其昌（1555-1636）之后，明清书画传世作品中的鉴定难点之一，情况最为复杂。可以说，自董其昌倡导“南北宗论”、拈出“笔墨论”后，除“老二王”（王时敏、王鉴）为亲密追随者外，后学中最得董氏精髓者莫过于八大山人（1626-1705）、王原祁（1642-1715）两位，皆属清初最负创造性的画家之一，且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深远。诸如近代书画大家黄宾虹（1865-1955）、齐白石（1864-1957）就分别直接受到了王原祁、八大山人的影响。

　　思索型画家王原祁创作之余，有研求画理的习惯，着《雨窗漫笔》一卷（计十则），并撰有用于画作题跋的诸多画论，传世有后人所梓行的《麓台题画稿》、《王司农题画录》两书。对此，有学者曾利用王原祁之画论，与传世作品进行比对，进而佐证作品之真伪，为鉴定工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雨窗漫笔》成书年代不详。据故宫博物院藏王原祁康熙四十四年（1705）《为匡吉仿古山水图》册，其中一处自题透露：“余《雨窗漫笔》论设色，不取色而取气，亦此意。”此即《雨窗漫笔》（翠琅玕馆本，似不全）“论画十则”中第七则之大意，故知该书当成于是年之前。然传世作品中未见采用《雨窗漫笔》文字作为题跋者，表明此书非题画稿。

　　《麓台题画稿》（以下简称“麓台本”），收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江沈楙惪世楷堂刊《昭代丛书》壬集补编中。所收画论之创作时间，最早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最晚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该本共收画论五十六则，梁章矩（1775-1849）等十二人参阅、审定，陈克家等十人参校，道光十六年（1836）翰林侍讲朱珔（1769-1850）、安徽督学使沈维鐈（1778-1849），二十六年（1846）江苏巡抚李星沅（1797-1851）分别应沈氏之请作序。“应是王原祁继《雨窗漫笔》之后继续有意识地将自己的题画文字‘随笔录出’”，“该书具体成书年代虽尚未得知，但从书中内容可以推断，应为王原祁去世后不久由后人或门人辑录成书”。至笔者发现《题画手稿》册后，对上述某些推论产生了疑义。

　　该册共计29开，计58页，收入王原祁所撰题画稿凡32则原迹，家传至其元孙王应钧珍藏。该册内容不完整，属不全本。与沈德懋道光二十四年(1844)《麓台题画稿》中所辑仅8则相同，且两者顺序并不一致。手稿册的创作时间，最早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最晚为五十三年（1714）。前者见诸传世的作品计8件，后者《题画手稿》册中传世5件（如苏州博物馆藏《赠位山仿黄子久山水图》轴）。手稿册中，数则画论虽无年款，但据所涉人物、事件诸内容，以及与尚能见到的明署年份之传世作品相参，可知皆作于上述两年之间，且皆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列，书风亦与王氏此期一致。

　　是册曾经吴湖帆（1894－1968）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二十九日赏鉴，称“真而可玩”（《吴湖帆文稿》页205-206）。据考，王原祁六世从孙王保譿（1880－1934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辑《王司农题画录》中最核心部分，即辗转抄自《题画手稿》册。遗憾的是，是书存在大量脱漏、误识、标题小注遗漏等未忠实于原著等问题，对王氏画论内容、形成及书风研究，客观上制造了诸多麻烦。这些辑录上的不忠实于原著，不仅淹没了一些重要的史实，且为鉴定比照工作带来了麻烦。比如上则中的“巨幅”，即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仿黄公望山水图》轴，倘参照司农本按图索骥，则较难确定，且无法确知此则画论作于是年五月。

　　麓台本与司农本两书，虽然后者辑自前者，但未以家藏本中与麓台本“复见”的八条，对前者之舛误进行校正。如上文所引手稿本第十一则，司农本除照例将标题“题仿大痴设色秋山为邹拱宸作”辑为“仿大痴设色秋山为邹拱宸”外，麓台本中“曾寓目”中脱漏的“一”字、“数十年来”中脱漏的“来”字等明显脱字，司农本并未予以纠正；甚至包括上析“余六年前奉命修《书画谱》”中将“六”误为“二”的史实错误，亦不作考订，而以讹传讹。

　　相反，对于麓台本中准确无误的释文，司农本却以家藏本为准，如上述“宽宇年老先生”、“经营荼苦”等释文断句之误，而麓台本与手稿本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作品则是一致的，表明麓台本据以辑录的前刻本是忠实于原著的。

　　王原祁《题画手稿》册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对研究王氏画学思想的文献实物空白，且可替代《王司农题画录》一书，是三百年来首次正式公布的原始材料，其重要性，当超过《麓台题画稿》、《王司农题画录》两书，对王原祁相关传世作品的识真辨伪，亦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原始依据。同时，该册之发现，对中国文人画史，尤于明清以降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包括对其传派“四王”艺术成就的梳理，其价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