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赏宋汝窑蟠龙洗 选自《珍陶萃美》

　　“十全老人”乾隆，不只以文治武功闻名于世，其对古陶瓷的品鉴水平，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亦或是陶瓷史上，都不可等闲视之。

　　清宫旧藏陶瓷器数十万件，实际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秘而不宣、极少示人的物件”，是“真正的收藏品”；另一类是“用以彰显皇家地位与品位而展示在外的”，是“陈设用品”（蒋得庄：《乾隆皇帝收藏再思考》）。在乾隆看来，清宫的古陶瓷有“甲”“乙”“丙”或“一等”“二等”“三等”的分别，只有入选“一等”或“甲”类的器物，才是真正的收藏品。“二等”或未入选者，只是一般的陈设器物，或用以赏赐臣工。

　　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属于“真正的收藏品”范畴的古陶瓷。乾隆对古陶瓷的品鉴水平，实际上也代表了乾隆的陶瓷鉴藏水平。

　　耳濡目染：乾隆陶瓷品味之养成

　　乾隆对古陶瓷的品鉴，首先受到宫廷环境的影响。从顺治时代开始，清朝皇帝仿效汉族文人士大夫，闲暇之时，以古陶瓷为清玩，臧否品鉴，涵养性情。乾隆的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及帝师、词臣、画师乃至能工巧匠的启迪，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乾隆的古陶瓷鉴藏品味。如葫芦文字笔筒，是康熙赏赐给乾隆的案头小物。乾隆二十三年，更作《咏葫芦笔筒》诗一首，记曰：“是器乃皇祖所赐也。”其不仅“十载伴朝昏”，也有“训垂燕翼见铭言”。可见康熙与康熙的鉴藏之物对乾隆的直接影响。乾隆的咏瓷诗，多有反省警示之作，如《咏官窑方炉》云：“论器寓论世，用人弗可思”；《咏汝窑碗》云：“玩物敢忘太保言”。这种以警句镌于古陶瓷之上，或在鉴赏品评时，警示处世之道的鉴藏观，显然受益于康熙。雍正曾下令绘制《古玩图》，将琳琅满目的古器物，绘于手卷之上，营造出一种“博古”之境。乾隆则将纯粹的古玩图，发展为以“博古”为布景的“自画像”，《弘历是一是二图》是其代表。

　　乾隆的陶瓷品鉴能力，也受惠于宋明文人的赏玩心得及对古陶瓷的的实物观察。清代的皇子教育，虽重满汉蒙文、四书五经、骑射之术，但并没有系统的古物赏析课程，乾隆的陶瓷知识，多赖自修，尤其是《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瓷器部汇考》，是乾隆的常用参考书。其征引文献，既有《遵生八笺》《格古要论》《六砚斋笔记》《春风堂笔记》等集中论述古物赏析的文献，也旁及《坦斋笔衡》《老学庵笔记》《癸辛杂识》《清异录》《闻见录》《茶经》乃至陆龟蒙、苏轼等人的诗词，可谓博通古今，旁征博引。有时，也由南书房的文学侍从嵬集相关文献以供乾隆引经据典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