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居在家，在杭州档案馆编撰的《杭州年鉴》中，看到一篇西泠印社收藏“宋代砌石街记石”的文字，碑上有“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的纪年。这块石碑怎么会在西泠印社的呢？于是做了一些追寻推考。

　　近百年前的1923年10月29日，杭州城东板儿巷（现建国南路）改建马路时，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筑路人不知道古碑的柴米价，丢弃一旁。西泠印社的丁仁、叶铭等人闻讯后，赶赴现场。拂拭碑后，他们认为这是一块有纪年、记事的宋代古碑。碑上镌有12行145个文字，碑高鲁班尺5尺9寸，横1尺7寸（1尺鲁班尺为20.5厘米）。砌街的都料（总工匠）王霸的名字也镌刻其上。丁仁等人认为这是一块难得一见的颇有历史价值的古碑，应该保护起来。

　　当时西泠印社初创不到十年，但在杭城已经有一定声望，丁仁和叶铭亦算是杭城的乡贤名士，他们呈请省警察厅工务处派员将石碑运到西泠印社保存。

　　为了进一步搞清这块宋代石碑是否还在西泠印社，明了这145个文字的记事内容，近日，我向西泠印社原文物处王佩智处长请教。他高兴地告诉我，西泠印社在建社100周年之际，曾对馆藏文物、金石碑刻等进行了普查，并编撰出版了《西泠印社摩崖刻石》，丁仁、叶铭所保护入藏的此“宋代砌街记石”被编入书中。王佩智先生遂将该碑石图片和释文一并发给了我。细细品读古碑上的文字，我粗略地解读出了宋代崇新门一带民间修桥铺路的一段史事。

　　宋代，确切地说应是北宋的宋真宗时期，杭城崇新门一带还是城乡接合处，这里有一条河，即现今的东河，河的两边有两座寺院，法济院和省欢院。据《武林坊巷志》记载：法济院建于吴越王钱俶乾德元年（964年），供奉观音，也称观音院。一千多年前，这一带道路泥泞，老百姓行走不太方便。大中祥符三年的农历四月初十住在附近的乡贤冯宪、徐翊、严君赞、高承霸、高仁福等人提议修桥铺路，法济院僧人、省欢院奉圆大师等，捐金舍银，两个寺院的僧人，不辞劳苦，行缽杭城，四处募捐。募足钱款后，修桥铺路工程从这年的八月初三，自西头桥堍开始动工。八月二十七日从崇新门砌至法济院东。此后，在检查工程进度时，发现崇新门里街尚未砌成，又备材料，招集匠人至□□高桥帮工，最终，崇新门里街也要同时完成。

　　石碑到西泠印社后，叶铭对碑文做了研究，还写了题记“右石出土板儿巷，即宋之百花池上巷。所称崇新门，在今城头巷口。”翌年，1924年西泠印社建社十周年时，丁仁和叶铭将该石碑展示给社员赏鉴。

　　我查阅相关资料悉知“大中祥符三年”为公元1010年，这年的杭州知事是直学士戚纶。据《戚纶传》载，大中祥符三年戚纶在杭州任职时，钱塘江水患严重，他将精力和官府的财力物力及人力都用在治水患上了。而在城乡接合处的崇新门一带的百姓，为方便出行，改善居住环境，在乡贤们的倡议下，大家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不向地方政府要一文钱，自发地动员组织起来，将崇新门一带的桥修好、路铺好。这件有功于地方的善事、好事，乡贤们认为这是一件“胜事”应该“永为标记”，于是立碑纪念。

　　往事越千年，今年2020年，正好是1010年后的1010年。岁月一去不复返，1010年前杭城百姓所做过的事情，由于有了碑文的记载，被历史铭记。杭州的老百姓，自古以来是挚爱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这片土地。（丁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