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市”发展与“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有明确资料可以说明，汉代北部边疆的“关市”自汉文帝时期已经开始发挥加强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往来的作用。自汉武帝时期起，北边“关市”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史记·匈奴列传》指出汉武帝时期汉与匈奴曾经保持和平关系：“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而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对“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张守节《正义》引如淳云：“得具以利中伤之。”而《汉书·匈奴传上》的同样内容，颜师古注的说法可能更为准确：“以关市中其意。”贾谊《新书·匈奴》有借“关市”在经济上吸引匈奴、控制匈奴的设计：“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羹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当时“关市”对匈奴人的吸引，确实有使得“胡人著于长城下”的效果。

　　《史记·匈奴列传》还记载：“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应当看到，匈奴“攻当路塞”和汉军“击胡关市下”，其实都意味着对“关市”的直接破坏，也都是利用了“关市”能够吸引各民族聚集的经济作用。匈奴虽然是草原游牧民族，但是也受到中原生活方式的影响。“匈奴好汉缯絮”（《史记·匈奴列传》）即表现之一。汉与匈奴间直接的丝绸贸易，如《太平御览》引《盐铁论》所谓“齐、陶之缣，南汉之布，中国以一端缦，得匈奴累金之物”，主要是通过“关市”实现的。汉使远行，“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汉书·西域传下》），丝绸是当时所奉送的最重要物资。迎合匈奴“好汉缯絮”的需求，汉朝提出了通过提供相关物资以求边境安定的策略。从汉高祖时期开始，就有“岁奉”“絮缯”事。《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匈奴单于来朝，汉王朝大量赐以“衣被”“锦帛”：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甘露三年，“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赐以冠带衣裳，……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汉宣帝黄龙元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成、哀时期，这种“礼赐”的数量又大为增益。汉哀帝时一次“赐”“遗”匈奴织品就相当于汉文帝时代的375倍。

　　这种丝绸输出，是通过长城“当路塞”而外运的。匈奴得到超出消费所需要的“锦绣缯帛”和“絮”，当然可以利用草原交通的便利及自身富于机动性的交通优势通过转输交易的方式获取更大利益。林幹《匈奴通史》写道：“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对乌桓族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并通过西域，间接和希腊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发生交换。”丝绸由此通道西运的最初路段，就是长城交通带。汉墓壁画中关于运输活动的画面可以说明，当时北边经济的繁荣是以“北边道”的交通效能为条件的，而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北边”交通的发展。

　　丝绸之路促进的物资流通，不仅有丝绸向西的输出，也有与此反方向的由西向东输送的草原民族提供的物产。《盐铁论·力耕》已经描述了这一情形：“……骡驴馲駞，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而所谓“骡驴馲駞，衔尾入塞”，正反映出西方“奇畜”通过长城大规模进入汉地，成为重要的生产、交通工具的情形。

　　自西汉中期，即有西域商人活跃于“北边”的史实记录。如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后汉书·西域传》写道，“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于是形成了“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局面。不少西域使团夹杂着“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者（《汉书·西域传上》），长安的“西域贾胡”（《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东观汉记》），洛阳的“西域贾胡”（《后汉书·梁冀传》）都有在社会生活中颇为活跃的记录，通过“塞下”而东来，是他们商业生涯的重要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