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大家阐释“仿古”传统

　　中国绘画在唐以前，以“彩墨画”为主，画家打好墨线底稿后，敷以重彩，绘画强调以色彩摹写实境，追求“传物象之神”。

　　唐代王维于八世纪时，主张“画道”以“水墨为上”，以“造理”“造境”为主，追求“传画家自我之神”。两三百年间，水墨大兴，可以运墨而“五色”具，不必依靠色彩，仅以“浓淡干湿燥”的墨色变化，便可得外物之形，畅自我之神。

　　十一世纪初，宋徽宗成立“画学”，提倡水墨青绿设色，合“彩墨”与“水墨”为一炉，以墨为主，色彩为辅，并以“浓淡干湿燥”之法用色，形成“墨彩画”的传统，一直发展至清末民国，至今已近千年之久。

　　仿古本来是墨彩画家的必备之技，六朝谢赫《六法论》，就把“传移摹写”列入习画要件。到了唐朝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把单纯的技术磨练提升到画家客观刻划外物、表现思想感情的层次。而王维与苏轼，则更进一步，主张从“心源”出发，提倡“造理入神”，降低“师造化，求形似”的地位，使绘画成为表现画家个人主观情思的媒介。

　　元代赵孟頫，石破天惊，提出画要有“古意”才能成画的新观念；黄公望则以“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为呼应，在王维、苏轼的理论基础上，把“传移摹写”“造化心源”的信念提升到，与古代大师艺术理念及画法“对话”的层次，率先把文化历史感及“诗文写作法”注入绘画之中，开启了文人画的传统，认为不能与历史对话的作品，无法成画。

　　明代董其昌据“古意”说，特别衍生出“笔墨”论，认为“笔墨”不止是墨色浓淡的技法运用，而且是文化历史的承先启后。指出“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因为客观山水，没有文化历史意识；而画家“笔墨”才有历史典故的呼应与文化血脉的温度。他特别指出，只有不断与古代大师对话的“南宗”系统，才算有笔有墨。后世所谓“笔墨等于零”的主张，只是无知妄言而已。

　　董其昌为了实践自家理论，超越吴派传统，从元四家上溯董源、巨然，直追王维，开创“因笔墨而生笔墨”之法，使墨彩绘画完全自给自足，不假外求。董氏“笔墨”论，影响巨大，笼罩明清民国画坛近三百五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