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梅园亲笔手稿《梅园禽谱》 1840年

《江户时期的动植物图谱》 狩野博幸 编  邢鑫 译

　　《动物图说》与兰学萌芽

　　1717年3月的一天，刚刚继承将军之位不足一年的德川吉宗，在日本江户城接受了荷兰商馆馆长等数人的觐见。德川吉宗表现出了对西洋事物的浓厚兴趣，下令询问使者能否翻译幕府书库所藏的约斯通《动物图说》一书。据传吉宗发现该书图绘非常精密，故而推测该书所载必有大用。青木昆阳、野吕元丈等人由此受命学习荷兰语并翻译该书，江户时代的兰学从此萌芽。令人玩味的是，即使对荷兰语正文一窍不通，《动物图说》中的精美插图还是引起了吉宗对该书的兴趣和重视，这也许正是博物画的魅力所在。

　　吉宗以“精密”一词形容《动物图说》中的插图，确实道出了欧洲博物画的最大特点，即通过对动植物形态的精确描绘而再现自然。不同于只追求形似的欧洲博物画，中国宋明以来的花鸟画往往以“气韵生动”为最高境界，而以工笔写实为流俗。介于东西之间的江户日本，在吸收中国山水花鸟画技法的基础上，同时受到西方博物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江户博物画。

　　《本草纲目》传入日本与博物画的兴盛

　　博物画之所以能够在江户中后期的日本长盛不衰，各类图谱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源自本草学的发达。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自17世纪初传入日本后，便成为本草学的标准参考著作。贝原益轩、稻生若水等本草学先驱正是在对和汉名物的考证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图像在辨识、描述博物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同时，幕府御用画派狩野派对于装饰、写实风格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一种以形似为标准的视觉语言的形成。本草家之博物画重在辨物，画师之花鸟画意在审美。双方之间本来关涉甚小，却在外力推动下得以展开大规模合作与交流，创造了“图肖其形，谱录其说”，以图谱并重为特色的博物画类型。这一契机正是源自本草家、幕府医官丹羽正伯在将军吉宗支持下于18世纪30年代所开展的诸国产物调查。诸国产物调查对地方物产的重视一方面刺激了本草家对实地调查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图像在博物信息的记录、传达上有着文字不可及的长处。通过各藩狩野派画师绘制的动植物写生图，丹羽正伯得以超越方言、文字的局限，借助图像确定相应的物类。而对于不甚通晓动植物名称的地方武士而言，便于保存携带的博物画成了传达实物信息的最佳手段。有趣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受邀前往长崎传艺的中国湖州画家沈铨在日本掀起了一股花鸟画热潮，开创了以工笔写实为特色的南苹派，影响了圆山应举、伊藤若冲等画家。沈铨、圆山应举等人倡导的写实主义画风和同时代本草家丹羽正伯、田村蓝水对“实际目击”的观察的强调互为表里，对于描述“真实”的追求——无论以文字抑或以画笔——在很大程度构成了本草家与画师得以交流的思想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