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观汉记》 夏含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郭店简

　　2018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一书。该书旨在总结欧美学界在以甲骨、金文、简帛、石刻为主的“出土文献”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各部分均先以“概要”为题，梳理相关领域研究的主要观点；继而为代表性学者写作“小传”，略述其生平业绩；最后是详细罗列论著书目；书末另有附录、索引及后记。今拟从本书的学术价值、如何利用此书及所存在的问题等三方面入手，拾掇笔记成文，以就教于学界。

　　一、他山之石

　　不论是王国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言，还是陈寅恪“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之语，无不揭示出新材料对于研究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重要的是，对这些材料与问题的研究，很早就突破地域的局限而成为海外汉学界关注的焦点。因语言与文字的隔阂，除个别学者外，我们对海外学界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以外文发表的论著，多数情况下是陌生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海外汉学研究的窗户，这是本书无可取代的价值所在。

　　聊举两例，以为管窥。

　　对于西周铜器铭文，国内多关注于文字内容方面，且多数情况下对之信而不疑。海外学界是另一番面貌。且不论巴纳（Noel BARNARD）的铭文伪造说是否成立，但仅就铜器铭文的性质而言，就足以大豁阅者之目。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认为，要理解铜器铭文的全部内涵，须把铭文与器物的用途合起来考察；换言之，“铭文不是单纯的文本”，也“并不是精确的历史记录（偶尔是的话，不过碰巧如此）”，它们主要还是礼仪活动遗留下来的产物。罗泰的论断实际上是针对夏含夷而发的，后者“把铜器铭文当作‘史料’来加以研究利用”。一些看似不言自明的基本问题，转换视角后，完全可能成为新论说的根基，开辟相关领域研究的新时代。

　　就简帛研究而言，西方汉学界对于方法论的关注也值得留意。作者认为，鲍则岳（William G.BOLTZ）的古文字释读方法，是可以比肩巴纳而被称为“最有贡献”的。鲍则岳以为，释文应确切无疑地反映所写的内容，不应该提供释者的任何推测、先知或主观的增减、改变或注释，亦即“释文应该完全反映写本所写的而已”。这与国内学界提倡的“破读”法，即不拘泥于字形本身而是直接改定为通行字，存在着根本差别，由此凸显的是中西前提预设之不同：就国内学界而言，“汉代以来的传统读法是正确的”，故可用来校正战国时代的写本；就西方学界而言，“写本和传世文献如果出现文字上的不同，则时代更早的写本应该更为可靠，更有说服力”。

　　当“西方学者可以发出与中国学术界不同的声音，并在相关领域得出自己的结论”时，尽管我们没有必要去迎合，但大概没有理由视而不见。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