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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何处不归鸿——

宋代流寓岭南文士的故乡观念

2020-02-14 08:19:53  来源:光明日报

仇英《后赤壁赋图卷》(局部) 资料图片

  “岭南”在地理上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负山临海,距中原万里之遥,气候炎热、飓风时作,风俗奇陋,成为唐宋时期的“死囚流放之所”,是唐宋文士心中文化不至的蛮夷之地。由此,因贬谪、宦游、避乱等各种原因流寓到岭南的宋代文士,面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放逐,在生命沉沦的苦痛中,“北归”“还乡”便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诗文中。然而,日暮苍茫,何处是吾乡?检读这些诗文可知,宋代流寓岭南的文士在“北归”的企盼中,“故乡”的内蕴是变化着的,这些变化显示了他们对流寓地的逐渐接受和精神超越。

  一

  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企盼北归之故乡,首先是指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山”“故土”。

  苏轼早在入仕之初,即有与苏辙“夜雨对床”的设想,晚年被贬儋州,更有“相从归故山,不愧仙人杞”(《以黄子木拄杖为子由生日之寿》)的故乡之念,然而“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和陶杂诗十一首》)。当他看到海南人不重寒食节,而在上巳日上坟时“老鸦衔肉纸飞灰”的熟悉场景,更是油然而起“万里家山安在哉”的乡关之思。苏辙被贬岭南时已60余岁,从雷州到循州,他“常惧寄死南荒,永隔乡井”,唯愿“罗网解脱,振衣北还,躬耕为乐”(《龙川青词》)。苏辙回应兄长的“故山”之约:“归心天若许,定卜老泉室。”(《次韵子瞻寄贺生日》)秦观在元祐党争中一贬再贬,从处州、郴州直到横州、雷州。在雷州,秦观悲叹:“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作石,一齐忘了家乡。”(《宁浦书事六首》其三)邹浩受章惇打击,两谪岭表,面对“广南东西四十州,瘴疠莫与新昭侔”(《移居昭州》)的不适,他所思所念的皆是还乡:“此生岂复公卿望,惟喜斑衣早到家。”(《记梦》)李纲在雷州:“此身漂泊旅天涯,九日凄然客念家。”(《九日怀梁溪诸季二首》)重阳佳节加深了天涯客子的思亲之心。

  “安土重迁”思想孕育了中国古人的乡国亲情意识,就这方面而言,只要在异乡,都会引起思乡的惆怅。然而在宋代被视为化外之境和“死囚流放之所”的岭南,由于迥异于中原的自然环境与气候风土,身体的不适本来就容易产生生命脆弱、命运无常的忧惧,远离朝廷的被抛弃感又加重了这种沉沦之悲。在孤独凄怨的心境下,家乡和亲人就是生命中最大的慰藉,成了流寓岭南文士心中最自然的指向。

  

  “家山”毕竟在万里之遥,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们不得不屈从于北归无望的现实处境,对流寓地从最初的疏离、排斥、对立到熟悉、适应、接纳,甚至“直须便作乡关看”,在对他乡作故乡的转化过程中,心态上经历了从愤恨忧惧、失望疲惫到淡然平和的过程。

  宋代流寓岭南文人把流寓地当故乡,并不意味着“家山”不好,而是在自遣中努力以各种方式使他乡可居。当他们调整心态,便也发觉,他乡的山水竟也秀丽,风物可取,士民可亲,这反过来又坚定了他们在流寓地著书授徒、宣化斯土的决心,由此岭南流寓地便也成了能够安身立命之所在。

  

  宋代流寓岭南文士的归情无论是指向“家山”还是流寓地,都有具体的地理意义,是“安身”之所,然而想要破除困扰求得安宁,不仅在于安身,更在于安心。有了这种以心灵自由为旨归的超然旷达,那么中原也好,岭南也罢,无论归家或者归朝,所有的安心之处都成了安身之所。

  苏轼《定风波》“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借对随王定国远谪岭南之歌妓柔奴的赞叹,抒发自己逆境中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晚年流寓岭南,他对人生的思考更臻圆融,认为“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和陶归去来兮辞·序》)。岭海北归途中其精神升华到四海为家的境界,“春来何处不归鸿”(《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海北天南总是归”(《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二首》)。这种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故乡观,消解了故乡与他乡、中原与岭南、显达与贬谪、出与处的矛盾和对立,成为他超越苦难、不以离乡去国为忧的重要精神力量。远谪岭南的苏辙,亦极力摆脱世事牵系,更多指向内心:“不悟万法空,子如此心何?”(《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李光谪居岭海十五年,然而他“是非荣辱,了不相干,故十五年之间,虽老而未死”(《与胡邦衡书》),其《乙丑二月予赴贬琼山,苏令办自蔚平追路至陆川访别临行作两小诗》曰:“墟落相逢一笑迎,旋沽浊酒得深倾。明朝转首俱千里,君到藤江我到琼。”琼山也好,陆川也罢,正是有了这种宠辱不惊、心安为家的随缘自适,李光才能坦然笑对和好友各自南荒远谪。缘于“从来到处安心地,肯认家山作本原”(《逸贤峒》)的超然洒脱,胡铨面对新州暮春时节的阴晴天气、连绵梅雨,没有常见的忧愁哀怨,想到的是“今岁荔枝能好”(《如梦令》)的丰收喜悦。

  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在“北归”的企盼中,“故乡”的内蕴在具体的地理概念上经历了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到对流寓地“直须便作乡关看”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灵避难所的变迁,其间流寓文士们经历了迁客逐臣的幽忧怨愤、佛道隐士的超脱圆融、敦敦儒者的淑世情怀的心态变化和自我精神重建过程。(彭洁莹,系广东海洋大学副教授)

编辑: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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