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树八哥图 马孟容

　　在我国历史上，温州是山水诗、南戏、永嘉学派与甲骨学的发祥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温州百里坊马氏开始崛起。这支马氏称清初始迁温州祖为“银潢公”，传到马昱中已是第七代。马昱中于清道光八年（1828）荣膺解元之选。以“书画传家三百年”推算，马昱中与兄长马炅中正好处于前后150年之间，既是马家到温州后几代文化积聚的结果，又是书画传家承前启后的人物。从现在仅存的几件马炅中书法作品来看，他沉潜右军《圣教序》，写得滋润朗畅，功力独具之中颇见才子气质，这样的字，在艺术之风浮躁的现代，书法家们是很难写出来的。

　　马氏真正以书画擅名当世的，则是马孟容、马公愚兄弟。从血统上说，他们是马氏第十一代，书画传家已二百多年了。

　　马孟容、马公愚的父亲马寿洛（祝眉）自青年时代就从事邮政业，同时也注意因材施教，鼓励培养子女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在这种开明家庭风气的熏陶下，马孟容、马公愚兄弟辛亥革命前夕从新式的温州府学堂（今浙江省温州中学）毕业后升入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成为既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又经系统新式教育，比较全面又高层次接受西方文化知识的最早一批温州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他们的投入，无疑为温州书画的发展注入了富有生机的新鲜血液。

　　马孟容从事艺术创作的时代，正是晚清以后，写意花鸟特别是海派花鸟画大盛之日。海派花鸟登峰造极者吴昌硕，取法青藤、八大、石涛的大写意画风，笔墨凝重奔放，色调浓艳，成为一代绝唱，犹如日行中天，使群星黯然无光。但马孟容没有因此而人趋亦趋。他深知吴昌硕之所以高明，正在扬己之长，自开新境。于是，他用自己特有的轻快清丽的笔墨、明净淡艳的色调，以精于花鸟草虫形象刻画的功力，染翰点彩。如《枫叶八哥图》《秋柳鸣蝉图》等，已经完全超越乃师画风，拓展出属于自己个人的艺术空间。他画的菊和蟹最受画界称道，有“马菊蟹”的美誉，而他又常常把两者组合于一起，在万紫千红之中，间以浓淡有致的墨蟹，大红大艳与浓黑的墨块形成强烈对比，与海派异曲同工，又另辟新境。

　　马公愚青年时代，书界上层盛行赵之谦融颜体作魏碑行书、与吴昌硕变形石鼓文两种书风。从现存《楠溪枫林村诗》《赠荔裳八言联》等作品看，那时马公愚的宗赵拟吴之作已接近逼真地步，而且都写得笔墨酣畅，朴茂雄健，在把握时代前沿书风方面的功力相当深厚。但是吴昌硕晚年寓居上海，弟子成林，他们恪守师法，万人一面，吴风泛滥，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吴昌硕用得圆熟俗套了。十里洋场，势利奔竞之风弥漫，赵之谦一类雄健浓黑的魏碑行书很难满足市侩们附庸风雅的需求。他到上海后，逐渐淡化平素擅长的吴氏变形石鼓文与赵体魏碑行书，以求与时俗拉开距离，苦心孤诣，寻求一种既不降低品位，又不至于媚俗的雅俗共赏书风。在此后四十来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的正楷行书主要取法钟、王，篆隶宗尚《史颂簋》《秦诏版》《石门颂》，追踪《石鼓文》原貌，逐渐定格于以圆润淳雅、光洁清丽为主调，辅以沉稳宽博、古苍利落的风貌。

　　近百年来，百里坊马氏在温州文化中领先的地位是很引人注目的。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必须有文化，拥有高层次文化正成为现代家庭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现代化社会，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拥有现代文化的家庭，那是不可想象的。从这层意义说，像马氏这样世代文化相传的家族太少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需要更多拥有现代文化的家庭，也希望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孕育出更多以高层次文化世代相传的家族。

　　——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62期“马氏昆仲研究”专题，《温州马氏书画与家族文化传承的启示》，文/张如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