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铁权·“临安府”

己丑关子钞模本（正面）

　　“在宋朝的末期，中国无疑是这个世界上的领先经济，”英国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前言中还写道：“在十一和十二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德国的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学者黄纯艳也在《宋代海外贸易》一书中说：“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今天在杭州南宋钱币博物馆，我们从馆藏实物确证了上述结论。

　　南宋，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而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时期。初期，连年战乱，国库空虚，加上水灾、火灾，民众极度贫困，而后来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其原因主要在于朝廷适时稳健推出的两项经济措施：一是稳定物价，二是鼓励海外贸易。

　　稳定物价 公平买卖

　　绍兴初年，为稳定物价，朝廷诏令临安府斗秤务“造成省样”，制作标准斗样和权样，严格管理度量衡器。“权”，俗名“称砣”。图示官方铁权，铸有“临安府·绍兴样”文字。“绍兴样”，是绍兴年间朝廷颁布的权样标准器。以防市场交易缺斤少两，做到买卖公平。

　　当时已有权贵雇佣经纪人来做生意，称为“买市”；有时皇帝也直接参与“观灯买市”，皇帝使用的是金银钱，商贩专门等候，“不得金钱不肯回”。

　　这时的南宋都城，已是人物繁盛，市井骈集，“民物康阜，过京师（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十倍”，到南宋后期，“中兴百余年，太平日久，视前又过十数倍”。一个人口超过124万的城市（九县总人数），成了世界上第一大都市和东西方贸易的商品集散地。市场购买力，也达到惊人的地步。像御街“珠子市头，如遇买卖，动以万数。”

　　南宋发达的商品经济，催生了货币的多样性，如铜钱、纸币、金铤、金牌、金叶子、橄榄金、银铤等等。

　　南宋商品交易，促进商品货币的兑换和发展。一般按钱“文”计价。如南宋中期，临安修内司产的唐绢扇面，“每个200文”。纸币是铜钱的补充，会子“一贯文省”合铜钱“七百七十文”；金银则以“两”为价值标度，南宋时期金银之间的比价基本保持在1∶11。

　　据载，乾道五年（1169）杭州官价，1两银折合铜钱3200至3300文之间。自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到理宗景定四年（1263），在这百余年间，南宋会子的发行数量接近14亿贯之巨，几乎平均每年要发行纸币1400万贯（緍）。京城杭州也出现“金银铺”那样的金融机构雏形，较为出名的有市西坊的沈家、张家，李博士桥的邓家。它们除承揽金银铤的销铸业务外，还兼营政府盐、茶、香料和白矾等专卖凭证（有价值证券）的买卖，已从一个单纯的加工作坊发展成为具有初级金融性质的专业经营户。据《都城纪胜》和《梦粱录》记载， 御街中段（今中山中路），集中了一百多家大户金银钱钞交易铺，平均每20米就有一家，这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早初级阶段的“金融街”。

　　鼓励与国外通商 促进海外贸易

　　高宗曾下谕：“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从1987年8月发掘的“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南宋官窑瓷器和京城覇南街东金叶子可以推测，这是一艘南宋时期阿拉伯人或印度人从杭州装满货物驶往印度洋、南洋地区和中东地区的商船。

　　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藩志》记载，当时与中国有使节往来和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如东亚地区的日本、高丽（朝鲜），中南半岛的交趾、占城（越南）、真腊（柬埔寨），中东地区的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南洋地区的阇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南部）。中国输出的是海外亟需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手工艺品和土特产，传回的则是国内需要的香药、犀角、珍珠及原材料，双方有很强的互补性。

　　当时欧洲人获得中国的商品，是以阿拉伯人作为中间商。后来欧洲人发现这些称之为东方商品的产地，“来自最遥远的亚洲”，是经过印度、锡兰、爪哇……真正的源头“是来自中国”。随后多次发生世界史上颇为有名的十字军东征，其目的都是罗马教皇为了从拜占庭和阿拉伯穆斯林（教皇称为“异教徒”）那里争夺东西方贸易垄断权。（陈友望）